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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甚微。西方的领导人倒是对他们的苏联同僚以及俄国领导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更多的感性知识。西方世界第一次看清了那些统治苏联的人。以后，苏联领导人还要出国访问。在某种意义上，这次会议是他们到世界各地旅行的首次公开露面。

　　我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出席了另一次最高级会议，那次是北美三国政府首脑会议。艾森豪威尔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在弗吉尼亚州的白硫泉会见了墨西哥的阿道弗·路易斯，科尔蒂内斯总统和加拿大的路易斯·圣·劳伦特总理。

　　这基本上是一次礼节性会议，是向两个友好而亲密的邻邦做出的一个姿态。路易斯·科尔蒂内斯是个饶有趣味的人。他有阿兹台克①皇帝所具有的那种轮廓清晰的脸庞。在这次会议上，我碰上了一桩令人难堪的事。我写了一份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路易斯·科尔蒂内斯单独谈话的备忘录。在格林布莱尔饭店，杜勒斯国务卿到我房间里找我时，我只穿着内衣。他向我要那份备忘录。我向他解释说，我奉总统本人的特别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在总统亲自签署之前看任何一份备忘录。杜勒斯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生气了。然而从那以后，杜勒斯先生对我非常亲热，显然对我拒绝向他提供那份备忘录并不介意。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议，一点也不紧张。这些领导人讨论了飞行航线、文化等一些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后的次要而轻松的问题。

　　【①阿兹台克是墨西哥古代土著民族之一。一三二五年在墨西哥山谷中建立帝国，一五二〇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并吞。——译者】

　　墨西哥总统对我的西班牙语非常注意，而且对我从未到过墨西哥感到惊奇。他邀请我和总统的海军助理内德·比奇上校到墨西哥去。我们乘飞机到了墨西哥城，并作为路易斯·科尔蒂内斯的客人在那里住了四、五天。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官邸松树别墅。当我评论他的住所多么豪华时，他以一种低沉的语调说：“是啊，我住在这座宫殿里，然而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呢。”他甚至还带我看了他自己的住处。我看到他的卧室里挂着十字架有点吃惊，因为墨西哥强烈反对教权干预政治，而且，墨西哥政府官员是不准进教堂的。他看到我诧异的样子，就微笑着说：“我的夫人，她信教。”

　　我回到北约常设小组继续任职。作为公共关系官员，我到美国各地的一些大学里作了演讲，解释何谓北约；北约对美国的意义；为什么联盟的强大符合我们的利益。当总统接待的外国贵宾操我所掌握的语言时，我经常被召去为他做翻译。这些贵宾是奥地利总理、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黎巴嫩总理，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好几位北约国家的总理。人们都知道我是总统的翻译，但是在此期间我从未真正被分配到白宫工作。为总统做这种工作，是我履行五角大楼正常职务之余外加的任务。我想，总统经常这样使用我是因为他认识我已经很久，而且同我在一起比较随便。如果他准备同外国领导人讨论的问题不是特别重要，事前他总要安排给我吹吹风，就象他对国务院官员说的，“迪克·沃尔特斯会知道，在这个特定的问题上，什么时候该防止我出错儿。”

　　显然，他只是在次要的问题上才这样做。不过，只要可能，在别人向他汇报时，我总要设法出席。我了解了一个问题的背景和有关各方要达到的目的，就能够更好地表达总统的立场。同样，我对来见总统的外国领导人的立场了解越多，也就越容易准确地理解总统真正想说而没有明说的意思。有时，我实际上通过情报人士了解到他们的真正立场，这就使我完成任务时容易得多。有时候，我还不得不在可以说是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谈话。我从未忘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总统，但有时他的热情和友好使我难以记起这一点。有一次，我住在华盛顿的瓦尔特·里德陆军医院里，要从我的右腿取出一枚金属钉来。这个金属钉是一九五四年我滑雪出了一次事故后打进去的。我和另外两位中校同住一个病房。给我做手术取出这枚钉子的医生，就是四年以前在德国给我将钉子打进去的那位医生米尔顿·S·汤普森上校。我对他是永远感激不尽的。

　　有一天，我的病房里出现一大束鲜花，上边别着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迪克，祝你早日康复，谨致亲切的问候。艾克与玛米赠。”他身为美国总统，在百忙之中还记着我在医院里而且还送来鲜花，这使我既惊讶又感激。我出院后见到了他，并感谢他送花给我。他问我收到鲜花后是否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我回答说，在收到总统的鲜花后，几分钟内我就搬进一个单间。他眼光一闪，咧嘴笑着说：“我并不想要求对你特别照顾，但是我估计，如果我和玛米送花给你，也许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还有一次，当戴高乐将军来华盛顿时，我出席了几次给白领带、穿燕尾服的宴会。戴高乐将军在美访问的最后一天，我被告知，我不出席法国大使馆当晚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的白领带晚宴了。总统将带白宫的一名军事助理去。我把这事告诉了我母亲，她随即把我唯一的一副礼服领子送出去洗了。但是，当晚五点半钟，我接到白宫一个电话，通知我与总统一起赴宴。我向母亲要我的礼服领，她说已送洗衣房了。我很着急地对她说：“你不知道我两个半小时之后得穿着这副领子与总统去参加晚宴吗？”她回答说：“你说你这个星期不再有这样的礼宾活动了，你告诉过我没有？”

　　正是我告诉她的，我心里更乱了。我打电话问了几家服装店，它们不是已打烊，就是没有礼服领。我给在白宫的约翰·艾森豪威尔打了个电话，问他能否帮助解决。他穿的是十五号领子，他父亲穿十五号半，而我穿十六号半。约翰叫我到白宫去，让他们想想办法。他似乎觉得这一糟糕的局面很有意思。我穿着全套制服到了白宫，胸前佩戴着小型勋章，手里拿着我的自领带，因为没有穿领子。在约翰住的三层楼上到处寻找适合我穿的礼服领，结果是徒劳的。约翰要去出席另一个晚宴，就把我交给了总统的侍从约翰·A·毛尼军士长。我和他乘电梯到了二楼。门一开，总统站在那里，他身穿燕尾服，佩带着荣誉军团的饰带。他看了看我，咧嘴笑着说：“听说你有个难题，我觉得很有趣。”我回答说：“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会明白，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到那么有趣。”

　　他于是说：“跟我来，我要让你看看我年青时当军官的时候学到的本事。”我们一起走到他的卧室，他拿出一副十五号半的礼服领。然后他坐到床头上，用一个指甲挫刀仔细地将领子两头的扣眼弄大。他告诉我，这样做要非常仔细，免得将领子撕裂，但是如果搞得适当，领子两头都会长出半号来。他弄完了，站起来，将领子交给我说：“瞧，这就给你解决问题啦。”我把领子穿上试了试，相当合适。我感谢他说：“是的，总统先生，解决了，从来还没有像你这样地位的人为我解决过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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