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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位曾经下令进入欧洲，并在大规模进攻开始时出动了一千艘舰艇和一万一千架飞机的人物，竟能腾出时间来为一个折断过腿骨又找不到礼服领的中校操心。这是衡量这位伟大人物对下级和被他看作是朋友的人富有人情味的热情与关怀的一个尺度。

　　在这个时期，我不仅有幸跟随总统出席最高级会议，而且他历次出国访问，除了远东那次以外，我都有幸陪同前往。这些访问包括，一九五九年八月到德国、英国和法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从欧洲、中东到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长途旅行，以及一九六〇年底访问巴西、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尽管他的身体有严重毛病，他还是外出进行了这些访问。他深信，通过直接交往而相识的人，错误判断对方动机的可能性比较小。他相信，他所建立的个人联系，包括与外国领导人的联系以及和外国人民的联系，会把世界变成一个生活起来更安全的地方。就象在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马歇尔将军一样，艾森豪威尔渴望在其壮年和晚年成为国际间搭桥的人，一位和平人士。

　　有些人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挑剔艾森豪威尔；一些人认为他本来应该更快地并以更小的代价赢得战争；一些人认为他的高尔夫球打得太多了；或者认为他像大多数将军一样，并非真正明智。他们错了。在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品质，几乎可以立即为人们所了解，不仅为他的绝大多数同胞所了解，而且为印度人、西班牙人、巴西人和摩洛哥人所了解，更不用说欧洲各国人民了。他是他们的解放者。正像卡尔·桑德伯格对林肯的评价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位刚柔相济的人物。

　　他对世界各个地方的影响，美国国内从未做过充分的评价。人们总容易忘记，他担任总统的八年是全国团结、和平、繁荣和平静的八年，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见过这种情景。他代表美国一切最优秀的东西，他无论在朋友或敌人面前都显示这样的形象。我曾多次与他同乘一辆汽车。我与他同坐在车里不能看不到他对那些前来看望他的人群所产生的影响。他们来看望的不仅仅是美国总统，而且是“艾克”。从兴都库什山影中的喀布尔到安第斯山积雪中的巴利罗切，这种影响都是一样的。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本国同胞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察觉到的，即，他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察觉到这一点是缓慢的，因为他并不神气活现、装腔作势或因为拥有一切权力而洋洋得意。

　　我差不多总是参加这些总统出访的先遣组。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安全官员中，有许多是我认识的。有时，我们的特工部门或新闻记者想要办的事，按当地标准是人们特别反感的，而我们还是能够办到。因此，我非得往返两次，一次随先遣组，一次陪总统。我发现这样做很有好处。因为这实际上排练了一次，我就可以告诉总统下一步做什么，或者该往哪里走，或者在什么场合他将见到什么，人。

　　这些出访也提出了一些政治性问题。他不能只去印度而不去巴基斯坦。他不能只去希腊而不访问土耳其。那次在欧洲和亚洲的长途旅行中，我发现他将从法国到摩洛哥去。我对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越过容许我们保留基地的西班牙，而到正要求我们撤离基地的摩洛哥去吗？”哈格蒂回答说：“但是西班牙是个独裁国家呀。”我答道：“你认为我们正在访问的那许多国家是什么样国家呢？”我不知道我的话是否对访问日程产生了影响，但西班牙被列入了日程，而且马德里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欢迎，规模仅次于新德里。

　　这些出访往往使有关人员感到精疲力竭，我更是如此。我感到要持续地集中精神，会使人疲惫不堪，但令人振奋。在翻译总统的讲话时，一旦说溜了嘴，就可能使美国处境尴尬。如在翻译外国领导人的讲话时出一个错，又可能使总统误解对方的意图。我认为感到最累的时候是一天已经过完，别人都已上床休息的时候。那时我得从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叫来两三位秘书，开始为总统当天的各次会谈口授冗长而详细的备忘录。我不能做记录，但是我还必须把清楚在哪场谈话中谁说了什么。

　　我口授完一份备忘录，便开始核对另一份。这种工作往往进行到凌晨两三点钟，而往往在早晨六点钟要交行李。多数人对我整理备忘录这一部分工作是看不见，也是不知道的。许多人甚至意识不到我除了做实际的翻译工作之外还得干这个。国务院许多人对我干这项工作很不满意，因为我搞这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得到这些备忘录的抄件，而由国务院的译员整理备忘录时，他们就可以容易地弄到手。我奉总统最严格的命令，这些备忘录在他审阅并签署之前，不得向任何人提供，任何人也不例外。

　　由于总统经常一下飞机就需要我，我通常与他同乘一架飞机。有时在旅途中，他听完国务院的汇报之后，就把我叫过去，听我谈谈他将要会见的外国领导人的情况，或是那个国家的特殊风俗。他出访前做准备工作，以便进行有目的的旅行。有一次他提到他出国访问的目的时说：“为的是在我将访问的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再一次保证，美国致力于体面与公正的和平；为的是支持西方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侵略，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维护我们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防卫力量。”他还强调了美国愿意与苏联人就一般或特别裁军方案进行实际的谈判，只要这种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和双方都可以实现的。许多人认为这些是新的主张，其实在十五年前，或者更早以前他就已提出来了。

　　艾森豪威尔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时，是在法国外交部下榻的。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到法国那天下午峋晚些时候，戴高乐将军陪同他去凯旋门下面的法国无名烈士墓献花圈。这位年老的法国将军身穿制服。艾森豪威尔看了看他，几乎是若有所思地说：“你还能行？”“是的，”戴高乐回答说，“我还能行。”后来巴黎市政厅接待艾森豪威尔总统，戴高乐也在那里接待他。戴高乐的讲话较长，我贴近总统的耳朵低声翻译；后来轮到总统讲话，他讲了八分到十分钟就转向我，让我翻译。他用法语说：“我热爱你们大家。”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我把总统的讲话向集合在市政厅前的十五万群众翻译成法语。在结尾时，我用英语说“我热爱你们大家”，博得了满场喝采。我离开麦克风走回到总统后边的时候，戴高乐严肃地向我点了点头说：“沃尔特斯，很好。”这大概是人们可望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高赞扬了。这场翻译是不容易的，因为戴高乐总统讲话比较长，而且一口气讲完，中间没有停下来让我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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