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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我认为在那个夜晚，我目睹了人民表现出来的反对骚乱分子的情绪。当时我在巴黎东部共和国广场工人住宅区。骚乱的学生用电锯把几棵百年老树锯倒，用以修筑街垒。我看到劳动人民的愤慨。一位妇女对我说：“这些小杂种，这些树再长起来得花五十年。”那天夜里，骚乱分子放火烧了许多小轿车。我在观看这些骚乱活动时，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人大多数不属于劳动者阶级。他们多数是巴黎有钱人聚居的第八区和第十六区富裕阶层的左翼青少年。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时髦的左派观点和由于继承财富而感到内疚，这三者的结合才把他们卷了进来。人们常讲一个关于这个时期的故事：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回家对他爸爸说，那天夜里他放火烧了七辆车。他的父亲问：“七辆？好，你比我强。我只烧了一辆。”他的儿子感到很惊讶，问道。“爸爸，你烧的哪一辆？”他爸爸说：“孩子，我烧的是你那辆敞篷跑车。”我觉得这次骚乱不会把戴高乐将军推翻，理由之一就在于此。如果我看到巴黎工人阶级。的青年参加骚乱，我就会感到忧虑，因为他们人数多，足以推翻法国政府，而有钱人的子弟太少了，所以是不足以推翻法国政府的。

　　每天晚上我外出时，总要首先经过宪兵坦克营的营房。如果坦克仍然停在营房的院子里，局势就不是真严重。我常常从那里再到其它容易发生骚乱的地方去，以便估计会发生什么事。我对于宪兵队的纪律性和克制态度，印象极深。尽管骚乱分子对他们进行了恼火的挑衅，使用了最肮脏的语言，巴黎却没有发生死人事件。在持续一个且的骚乱期间，整个法国只死了两个人。我真羡慕法国警察所具有的这种高度纪律性。他们从来没有由于骚乱者的挑衅而开枪射击，但是上帝知道他们是受到挑衅的。因骚乱分子撬了铺路石板，用碎石打人，许多警察受伤，有的腿被砸断。巴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多次把固定铺路石板的沥青化开，然后用这些石板作为武器来砸警察。

　　政府的举棋不定使我迷惑不解。我觉得有办法把骚乱镇压下去，他们何以不使用这些办法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明白，戴高乐将军的策略是让总罢工造成的不方便把居民彻底激怒起来。我把这种想法用电报报告了华盛顿——我说戴高乐将军是在等待这种情况的出现，然后他就会还击而使局势恢复正常。这时，出乎大家意外，并使人感到惊愕的是戴高乐将军失踪了。施赖弗大使把我召去，问我：“他在哪儿？他可能上哪儿去？”我说：“大使先生，他到哪儿去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正在干什么。他可能正在同将军们谈话，问他们是否支持他。这些将军会告诉他，他们是支持他的。他将回巴黎，并制止这些胡闹。”

　　我眼睛盯着那位认为戴高乐将军三十天内要下台、并以三十美元同我打赌的政务官员，并对他说：“你知道，巴西和法国情况可能很不一样。这位总统正在同他的将军们谈话，看他究竟能否继续执政。而在这方面，这两国的相似程度可能比你想得还要高一些。”戴高乐将军从德国回法国。他到德国去是会见驻德法军司令马絮将军。马絮将军向他保证一定支持他。于是戴高乐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当时。我到巴黎附近絮伦地方的美国公墓参加授勋节典礼，在返回巴黎途中，电台节目中断，宣布戴高乐将军要在电台发表讲话。我命司机立即停车，因为我想要听清楚他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环顾了四周，注意到其它车辆也都停下来了。他的讲话很简短，他宣布所有加油站都要开门营业，总罢工现在将要结束，大家都要去工厂复工。我驱车返回大使馆，马上给华盛顿发了报。我知道使馆政务处无疑已经把戴高乐将军的讲话稿报回。我这一个电报是我作为武官所发回的最简短的电报之一，电报上只说：“今日下午四时，戴高乐将军打出了我前几次电报中提到的王牌，游戏到此结束。”我前次曾经报告说，接连两天戴高乐派在巴黎各处活动，他们正在组织一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示威游行。我还说，等戴高乐派起来进行反击时，规模将是巨大的。那天傍晚，大批手舞旗帜的戴派和反对左派接管行动的人开始在协和广场集合。在这以前，我曾经向一个负责政务的同僚发表评论说，许多法国人对于被占领的工厂上空只飘扬红色和黑色的旗帜，而没有一面法国国旗感到很不安。

　　共产党人的红旗在抵抗德国人期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面受尊敬的旗帜，但是在这红旗旁边往往有一面法国国旗。一位政务官员对我说：“沃尔特斯，你真是老脑筋。你还认为旗帜具有意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在大使馆前面的协和广场上，群众越聚越多，我们在大使办公室里往外看得一清二楚。夜幕降临时，我朝外望去，看到集合在广场上的人大概有五十万之多。他们全都挥舞着旗帜。一些年轻人站在广场周围象征法国各大城市的各个塑像顶上，挥舞着大型法国国旗。

　　后来，我到隔壁克里荣饭店吃饭，吃完饭出来时，一批青年来到饭店门口要求会见经理。我留下等着看发生什么事。他们对经理说：“先生，你们饭店没有悬挂法国国旗。请升起一面法国国旗。”经理似乎相当害怕，并且说：“噢，我得问问饭店的老板。”他们听到这句话后又说：“先生，这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一家法国旅馆，限你五分钟内挂起法国国旗来。”经理赶忙上楼升起国旗。升旗时，旅馆前面的群众高唱《马赛曲》，唱得真是扣人心弦，和我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卡萨布兰卡法兰西广场听到的《马赛曲》一样地激动人心。

　　这些人看来已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接近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捷克居民头一天在就寝时还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第二天一觉醒来却已经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里了。广场上有许多人并不是戴高乐派，事实上，群众手里拿的除了法国国旗以外，还有许多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国旗，真是有意思。庞大的群众队伍开始涌向香榭丽舍大街，朝着凯旋门走去。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香榭丽舍大街拐角，我顺着大街往前望去，看到整条大街从凯旋门直到协和广场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我想这恐怕是我一生中很少看到的集合了百万人的场面。坐汽车的人驱车前进，喇叭根据约定的代号鸣响，意思是：“戴高乐要继续当政。”他的确继续当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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