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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那天晚上，我到一家饭店吃晚饭。我知道这家饭店的主人强烈反对戴高乐将军。开始时他不在店里，稍等了一会儿，他偷偷地带着一面法国国旗进来了，我禁不住想挖苦他一下，就说。“你到哪儿去了？”他说：“我到香榭丽舍大街去了。”我对他说：“我原来以为你不喜欢戴高乐将军呢。”他说：“我是不喜欢他。但是我一想到可能取代他的人时，我认为我能为法国作出的最好的事，就是到那里去参加示威，并向对方表明法国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这是他的目的的话，应该说他是成功的。

　　在骚乱结束后，我又开始了武官的正常业务。我继续到法国陆军的许多单位去参观。那年夏天，我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陪施赖弗大使和他全家到诺曼底滩头堡去，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施赖弗大使曾经告诉我，他这次去要不露姓名，但是又要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我不知道他此行能够保密到什么程度。他问我在哪里接见记者最好，由于夭气不好，所以我建议他在圣母教堂镇空中博物馆室内会见记者，那里既可遮蔽风雨，又能为采访提供照明。

　　我们到达该镇后，他就在空中博物馆开始答记者问。不多一会儿，施赖弗夫人和孩子们对记者的采访就感到厌烦，而去教堂游逛，那座教堂是因为电影《最长的一天》而出了名。（一名伞兵的降落伞缠在教堂尖塔上，教堂轰鸣的钟声把他的耳朵都震聋了。）我们走进这座古老的教堂。那天是礼拜六下午，一位神父正在忏悔堂听取忏悔。由于我已很久没有参加忏悔仪式，我就进去作了忏悔。我出忏悔室时，施赖弗的小儿子十五岁的博比问我：“你怎样用法语作忏悔呢？”由于他法语讲得很好，所以我就告诉他作忏悔开始时用的那些套语。他说：“对，但是请告诉我你是怎样忏悔你所犯的罪。”

　　对此，我回答说：“博比，我向神父忏悔我所犯的罪，但不向你忏悔。你进去向他好好地坦白你所犯的罪吧。”博比耸了耸肩膀就进去了。博比还没有出来，施赖弗就来了，他说：“噢，做忏悔啊！你怎样用法语做忏悔呢？”于是我又告诉他那些套语，等博比出来时，施赖弗又进去了。当他还在忏侮室的时候，采访施赖弗的电视台记者同省长一起来了，后者的职位相当于美国州长。电视台的那位记者问我：“大使在哪里？我想同他告别。”我回答说：“大使正在作仟悔呢。”这位法国电视台记者说：“他妈的，我知道他对我说了许多谎话，但是他的确抓紧时间以求得上帝的宽恕啊！”

　　后来我们继续前进，来到圣米歇尔山，在那里省长把他的直升飞机让给施赖弗一家使用。大使、大使夫人和博比乘直升飞机围着这座山绕了几圈。向大海那边看去，景色确实非常壮观。然后，我同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和小儿子蒂莫西坐上直升飞机也绕着山飞。我们只绕了一圈就开始返回。蒂莫西很不满意，他说他们都飞了三圈。我给他解释说，我是少将，只有飞一圈的资格。你得当大使才有资格飞三圈。这个答复看来使他满意了。

　　在这段时间里。戴高乐夫人前来回访施赖弗夫人。施赖弗夫人对于儿童智力发育迟钝的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而据我所知，戴高乐夫人对这个问题又非常敏感，因为戴高乐夫妇有一个名叫安娜的孩子，智力迟钝，二十岁就死了。施赖弗夫人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很多，我给她翻译。她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的兴趣似乎使戴高乐夫人很感动。施赖弗夫人在谈到某一处时说：“我注意到将来智力迟钝的成年人将享受法国社会保险。我想这是由于你对将军谈过这件事才作出的决定。”戴高乐夫人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的，是因为我对将军谈过这件事。”根据我的记忆，她承认对将军施加影响，这是仅有的一次。

　　我到法国后不久，我建议，美国国防部应邀请法国国防部参谋长空军将领米歇尔·富尔盖将军和他的夫人访问美国。后他们接受了邀请。我被指定陪同他们访问。六、七年来这还是头一次由一位法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前往美国访问。在为富尔盖将军安排日程时，五角大楼问我；他可能想看些什么。我没有同他本人商量就说，我想他会愿意看导弹发射井。这一建议引起了一阵忙乱，并为此反复商议。然而，最后五角大楼让步了，同意让他看导弹发射井。富尔盖将军在美国各地参观期间，被带到太平洋沿岸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和那里的导弹发射井。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这些发射井。人们拍摄了许多有关他参观这些导弹发射井的照片。这些照片几年以后对我极为有用，而且对于改善法美军事关系起了极大的作用，而我刚到达法国时这方面的关系是非常冷淡的。

　　后来还进行了更高一级官员的相互访问，从而大大促进两国武装部队重建友好的关系。我初到法国时，曾试图不介入与北约或者与戴高乐将军有关的政治问题。我多次设法参加关于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法美联合军事行动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往往使这些城镇的居民感情激动。他们往往走到我身边说：“戴高乐将军也许已经忘了你们美国人所干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忘。”有时候他们还当着法国官员的面对我讲这样的话，这多少有些使我尴尬。

　　我同各国驻法武官关系很好，其中有一位后来担任了秘鲁总统，那就是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以后，在秘鲁和美国关系紧张时，我利用同阿尔瓦拉多的友好关系为美国的利益服务。

　　有一次，我去参观法国山地旅。我同他们一道滑雪。在参观的最后一天，我邀请该旅的旅长埃切维利将军及其幕僚同我共进晚餐。当天下午四点钟，我去滑雪时，出了事故，把腿跌断了。我被送进医院，腿部打了石膏。这时我接到电话，建议我取消这次晚宴，但我决定仍照常进行。那天晚上我虽然感到很疼，腿上石膏也没有干透，但是还主持了宴请阿尔卑斯旅全体军官的晚宴。这件事传遍了法国陆军，他们说我不仅法语讲得很好，而且摔断了腿并不影响宴请法国同僚的预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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