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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基辛格博士一般乘“空军一号”飞往欧洲，这有利于保密，因为毋需旅客名单。这架飞机经常用来训练空勤人员，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基辛格博士星期五晚上要特意在华盛顿某处公开露面，然后飞往巴黎。他回国后，又要马上在公共场所专门出现一下，使人们觉察不出他有来回巴黎的时间。他要为自己安排乘飞机旅行的问题，我则必须为他安排不经过海关和移民手续就进入法国。他有时转道英国或德国进入法国，有时运来法国。我曾同蓬皮杜的顾问米歇尔·若贝尔交谈过，他非常帮忙。

　　基辛格博士指示我要不时地向他通报情况。我曾把基辛格秘密弄到法国前后加在一起多达十五次以上，但从未与法国海关稽查或移民局官员碰面。我同奥利机场的朋友一起安排了一个停放军用飞机的地方，这样就没有人来找麻烦。有时由于若贝尔的协助，他可从另一个法国机场入境，一切安排妥当，不会有人提出任何问题。法国人曾为美国“空军一号”加过几次油。我相信这些法国人至今都还没有得到过任何报偿。我还多次使用阿沃尔的法国机场，这个机场停有为他们的核打击力量空中加油的飞机，而这种加油飞机从外表看又酷似“空军一号”。

　　我在那里安排他乘我自己的武官专用飞机或法国飞机到巴黎。大概就在这时，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的武官专用飞机被撤销了，而我又不能说出我需要保留这架飞机的理由，因为我不能向国防部报告我在利用这架飞机偷偷运送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去法国的事。有一次我问基辛格博士，他是否能帮助我留下这架飞机。他说，他不可能做到既过问这件事，而又不暴露他在巴黎的会谈。他有时先飞德国，把美“空军一号”留在那里，然后换乘空军飞机，机上人员都曾宣誓要保密。

　　基辛格博士来巴黎时，通常带两名年轻的外交官作为助手。他们都住在我在纳伊区的寓所里。这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公寓，有两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和一个餐厅。车库有两个出入口。这两个出入口，都可以上锁，以防别人随后跟踪，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车朝不同方向的两条街道开出去。基辛格博士住在我的卧室里，两个助手住客房。我自己则有时睡在起居室的长沙发上，有时让我的带有军籍的副官住到他朋友家去，我便住到他的公寓里——距我的寓所只有一条街远。但是这件事本身却给我增加了麻烦，因为离我住所一条街远的地方有一幢属于美国大使馆的大楼，里面住了不少美国人，由于距离这么近，我经常担心，怕基辛格博士会被人认出来。我告诉我的女管家，这位客人叫H·A·基尔希曼，是一位美国将军。我认为有必要使用基辛格博士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其实，我的副官对这位来访者究竞是谁是清楚的，但他保密做得非常好。

　　有一次，基辛格博士要我把他带到塞纳河畔总统私人公寓去见蓬皮杜总统。他叮嘱我不要对跟随他来巴黎的两名助手提及此事。我们把这两人留在我的寓所，我用自己的汽车把他送到波旁码头。基辛格同蓬皮杜谈论了有关谈判事宜，并感谢他给予的帮助。数月之后，一家新闻杂志发表了基辛格曾在蓬皮杜私寓会面的消息。我没有告诉过杂志社，我肯定蓬皮杜也没有告诉过；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基辛格博士一般是在深夜到达巴黎，然后我们一同到我的寓所，他在那里过夜。翌晨，他就在那里吃早饭。基辛格通常不大夸奖人，但有一次，他说我招待他吃的早餐，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早餐，也就是说；我的厨师兼管家和那位副官手艺高明。早餐后我们去同北越人会晤。为了这个目的，我不得不用租来的汽车。这是为了避免由于在北越别墅外面出现有外交牌照的汽车而使整个事情暴露。同北越人会晤后，我通常送基辛格到奥利机场隐蔽的停机坪，他就乘机前往德国或英国，然后坐“空军一号”飞回美国。后来，同中国人的会谈开始以后，他总是先会见中国人，后会见越南。人。他曾向中国人提到他正在同越南方面会谈。显然，越南人早就将此事通报给中国人了。有时他们会转弯抹角地提到此事，问基辛格说：“你这次来还要见见别人吧？”我不能肯定，但我十分怀疑，中国人曾否告诉过北越人，他们也在同美国人会谈。

　　我在巴黎陪同基辛格会见越方人员的地点总是在西图阿希的达尔特路一所小房子，而不是我单独拜会他们时的场所。这些会谈是在不同程度的紧张气氛下进行的。基辛格博士会见黎德寿和春水时，由我把他的话译成法文，越南译员再把法文译成越南文。他们用越南文回话，译员再把越文译成英文。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用两种语言通话，而是用三种语言。但这是他们要求的。而且在我参加的会谈中也都是这样做的。基辛格回国后，双方的信息都由我传递。不论什么情况，我从来没有参与实质性的会谈。

　　有时我也同他们长谈，当他们交来胡志明致尼克松总统的信件时，我们曾相当长时间地谈论过胡志明和他的生活情况，我们也谈过战争，但我也很清楚，他们真正的希望不是在打仗的战场上取得胜利，而是在争取美国公众舆论的战场上取得胜利。他们做得对。他们在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没有在他们发动最后胜利攻势的南越中原高地取胜。他们参加谈判的人始终是以黎德寿和春水为首。我们一方的公开谈判人员，先后由戴维·布鲁斯大使和波特大使接替了洛奇大使。我从未受权向洛奇大使作过汇报，但后来却允许我告诉布鲁斯大使和波特大使。通常的情况是，在把基辛格送上飞机之后，我就去见布鲁斯或波特，并把经过情况报告给他。由于那些会谈，多次影响了我作为武官的正常外出活动，和作为大使随从在正常情况下应陪同大使外出的活动。

　　我也很难在我的休假期间安排外出旅行，因为我知道，我随时可能接到通知，要把基辛格博士弄到法国同北越人会晤。在谈判过程中，北越人的发言充满宣传的语言。但中国人却完全不同。北越不断指责美国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指责美国从未表现出“善意和诚意”。特别是后面这句话是他们爱用的口头禅。有时候基辛格对那些宣传感到厌烦了，便说，“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话留到美琪饭店公开谈判时讲呢？”他们听了咧开嘴一笑，然后又继续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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