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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起先他们提出一条不可更改的先决条件,要美国人“搞掉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办不到,他们就不提陈善谦了,只要求撵走阮文绍和阮高其。后来他们又降低要求,改为只要求撤换或清除阮文绍。一天,他们又在唠叨这个问题,基辛格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在越南只有二十万人,而阮文绍却有一百万。后来和基辛格同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黎德寿说:“你们知道该怎么办。”基辛格回答说,他不明白黎德寿要我们干什么。黎德寿又说:“你是知道的。摘掉他。”

  我确信基辛格知道北越人指的是什么,但他有意要对方亲口说出来。基辛格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干什么?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杀掉他吗?”黎德寿立即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不必把这一点写进协定中去。”他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出要美国暗杀其盟友。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而丝毫没有不安的表现。亨利严峻地回答说,这是不光彩的犯罪行为,美国是不会参与这种行动的。北越人像往常一样,感到难堪的时候,就神经质地咯咯发笑。

  还有一次,基辛格来到会晤地点,预期要见的是黎德寿,可是只有春水在那里。春水对他说,黎德寿因身体不适,不能出席。亨利说:“我是个忙人,我是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我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期望见到与我级别相当的人。”于是春水说:“我是特命全权大使。”亨利回答说:“比尔·波特也是特命全权大使,你去同他谈吧!”

  基辛格说完拂袖而去,重新登上飞机飞回美国。从此以后,黎德寿再也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会谈。他们明白了。由于北越不肯妥协,会谈每隔两个月就要中断一次。过了若干星期之后,总有一方会建议本着“新的态度”恢复会谈。北越人只有一种态度:总是要求清除阮文绍。显然,他们把他看成一个很强的领导人,看成是他们希望实现征服南方的主要障碍。他们如此不断地催逼基辛格,国会方面对他也有沉重压力,我真担心会给他造成什么影响。我对他说,“你若有意把阮文绍的脑袋献给他们,可不要指望我去端盛脑袋的盘子。”他以十分震惊的目光盯着我,问我什么东西使我产生这种想法,认为他想干这样的事。我答复说,“没有什么东西。我只想确定你获得的是好的、而不是坏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基辛格经常担忧国会可能强迫政府对北越做更多的让步。他多次在汽车里对我嘀咕:“下届国会非放弃这块地方不可了。”

  在这些令人厌烦的谈判过程中,基辛格始终表现出非凡的耐心和宽容,令人钦佩。他只是在对方傲慢无礼的时候,才说一些自我贬低的话来巧妙地泄他们的气。起初,他们对他总是自我贬低感到迷惑不解。他有时会说:“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大学教授。”他们猜不透这句话讲的是否是真情,是否在和他们开玩笑,还是在企图蒙骗他们。他们又觉得这三种意图的成分都有。对方一遍遍反复宣传同样的题材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一年我们同摩萨台的谈判。他们同他一样,都认为只要他们反复讲某一件事,讲的次数多了,对方就会认为这就是实际情况。

  显然,他们对美国深有疑虑,并认为我们是不可信赖的。他们从来不承认在南方驻有他们的军队,也不承认对临时革命政府有任何影响。这是一次使人难以置信的伤透脑筋的经历,而基辛格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他只是在对方说了些明显攻击性的话之后才发过一两次脾气。有关会谈的所有情况,在我们办公室里除了我的秘书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我单独同越南人的会谈总是呆板而生硬。梅文蒲因河内认为他太法国化而终于被召回国,我就和他的继任者武文充打交道。武文克现在是北越驻法国大使。此人远不如梅文蒲有风度。在我与他们的会谈当中,他们总是想探听美国公众舆论的情况,并期望舆论界敦促政府服从他们的要求。

  当我们派兵进入柬埔寨时,他们确实震动了,而且据我看,这是他们第一次表现出害怕。他们反复地对我说:“你们的总统怎能干这样的事?他这人完全不可捉摸。”到那时候,我才初次认识到,“不可捉摸”是多么有力的一件武器。由于进兵柬埔寨,美国国内引起了骚动。越方对此充满希望,希望这种骚动会迫使美国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当然最后看来,他们寄托这样的希望是对了。水门事件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帮了他们的忙,使他们有可能取得胜利,这件事大大削弱了总统的地位,因此福特无法继续沿袭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等曾试图在东南亚走过的道路。

  我永远忘不了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天。那天我正同基辛格一起走上他们别墅的台阶,看见黎德寿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面带胜利的笑容对基辛格说,“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同你进行谈判。我刚刚同麦戈文参议员谈了好几个小时,你们的反对党将迫使你满足我的要求。”他说话时那种洋洋得意的口吻简直难以容忍。这是基辛格最了不起的日子中的一天。他两眼直盯黎德寿说,“特别顾问先生,你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率极权国家的公民,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反对党,因为在贵国一旦出现任何反对党,都会遭到你们残暴的镇压。还是让那些可以容忍反对党的人去解释什么是反对党吧!你不要企图解释你根本不懂的事情。”黎德寿神经质地咯咯发笑,意识到他威胁基辛格的企图未能得逞。此后,他们再也不直接提美国的内政了。

  这些谈判真是枯燥无味、令人沮丧。有时会感到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们又会后退到原来出发点的后面J八月间,我收到基辛格一封来信,他说,“对你作出的非常宝贵的贡献再次表示感谢。到现在为止,这些贡献被证明是有成效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总统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可能无意识地使人们进一步猜测正在进行秘密谈判。他的讲话将使你本来就很艰巨的任务更为复杂……”他说对了,是这样的。北越人怀疑我们泄露同越方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以减轻政府受到的压力。收到基辛格信后第二天,我同越方进行了一次异常激烈的会谈。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向他们传递信息,说美国准备在新的态度的基础上恢复谈判。

  会谈是恢复了,但僵局仍继续存在。他们坚决要求把越南政府首脑阮文绍总统赶走,并以此作为任何实质性谈判的绝对必要条件。十一月我从英国把基辛格接来巴黎同越方再次会晤。我必须先去伦敦,要求空军部的人员保证为他这次行动保密。虽然报界曾揣测某处可能在进行秘密谈判,但从未报道过亨利来往巴黎的消息。我为此非常引以自豪。一九七二年一月,武文充召见我,指责我们走漏了谈判的消息。后来到二月,双方又同意继续会谈。然而我在巴黎任职的期限快到了,而且我急于卸掉这一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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