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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七日,我企图把信件交给中国驻法国使馆武官,他名叫范文(译音)。他是我经常见到的中国使馆官员。但是每当我们见面时,互相都假装视而不见,从来没有握过手,讲过话。此外,我也很难找到单独跟他在一起的机会。那天,在出席波兰使馆招待会后,非常偶然地在院子里突然见到了他,而且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我向他走去,并用他也会讲的法语对他说:“我是美国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我有一封我国总统给你国政府的信件。”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好象想说什么,但又不知说什么好。最后,终于气吁吁地用法语说:“我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我告诉他们。”说完急忙跨入“奔驰”轿车开走了。我把这次碰壁的情况向基辛格汇报,他指示我暂时把此事搁一捆。

  六月十六日,我接到一封信件,指示我要在六月十九日将此信交给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我立刻想到地处闹市的中国大使馆比较弓队注目,便决定到市郊纳伊区的大使官邸找他。第二天早晨八时许,我步行到城堡街大使官邸附近,那里距离我的住处不远。八点半整,大使乘坐他们本国制造的、“奔驰”式无产阶级高级轿车驶出大门。第三天,也是同样情况。我由此得出结论,他每天总是八点半出门。六月十九日早晨八点二十分,我未经通报就推开大使官邸前院的大门。那时,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到北京的闪电式旅行刚宣布。我的这次使命无疑是中美初次接触的结果。

  中共使馆在巴黎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在乔治五世大街的大使馆。在法国政府承认毛泽东政权为合法政府后,中共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这座老式的办公大楼。这里地处巴黎市中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场所,所以几乎无人不晓。为了避免招摇过市,我选择了到另一处住宅跟他们联系,这是诺曼第庄园式的宽敞建筑物。显然,过去是非常富有的法国人的财产。这住宅四周是花园,故而并不面临街道。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一面,还钉有金属板的栅栏以防行人窥视。除了大使以外,使馆其它人员也住在这里。我从我的纳伊区的寓所步行到中国大使馆官邸,这样就不致于被人察觉。因为所有属于外国使馆或外交人员的汽车都有带着CD字样的牌照,并根据不同国家分别用数字以示区别。譬如说,CD6代表美国,CD45代表英国。这样,与中国人接触的问题就复杂化了。带着CD6牌照的汽车在中国使馆附近出现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明确地告诉我要谨慎从事,否则会影响全局的计划。

  当我推开大使官邸的大门时,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等候着。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他我是来递交信件的。他说他名叫魏栋(译音),是大使的助手。他示意我跟他进去。我们穿过庭院一直到官邸主楼的门口,另一名官员出来迎接。他说他名叫赵贵生(译音),他讲的是英语。他们好象是在等待我,所以我想基辛格可能早已将此事事先通知他们了。他们带我到一间宽敞的客厅,其陈设富有中国民族色彩,四周墙上都是红绸贴面。

  不久,大使来到客厅。他称赞我办事细心周到,不到大使馆而到这里来找他。如果到大使馆,警察和新闻记者就会很容易发现我的行踪。他说他很高兴和同僚交谈,因为在担任大使前,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他答应将信件转交北京当局,他对信件本身不作任何明确的表态。他讲的是汉语,魏栋把他讲的话译成法语。

  第二次会晤时,大使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接受谈判原则,并同意由我负责在两国政府间传递消息。大使说他希望事先了解与基辛格博士会谈中要讨论的问题。七月二十日,中国方面接受基辛格的建议,决定基辛格来巴黎与中国大使会谈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我用与北越人会谈时使用的专用密码立即报告白宫基辛格办公室。唯一知道内情的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

  中国使馆人员在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接待我,只有一、二次例外。这间大厅的家具、图画和布置完全是中国式的。在会谈时,我和大使通常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沙发前的小桌上摆着食品和饮料。法语翻译魏栋坐在右边,英语翻译赵贵生坐在左边。每次会面时,总是端上中国花茶,还有中国葡萄酒和茅台酒。我不敢多喝这种烈性的茅台酒,也从来不按中国习惯在干杯时把酒一饮而尽。除此以外,还有荔枝、枣汤和杏子罐头。我不喜欢荔枝,但是杏子罐头滋味鲜美,我颇为喜爱。为了礼尚往来,我也送些活动铅笔、自来水钢笔或美国糖果之类的礼品。我们都没有送过值钱的礼物。随着我们关系的发展,他们经常问我有关美国的问题,我也向他们提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我们的关系开始时比较死板和拘谨,后来就越来越友好和不拘客套。但是,虽然谈天说地,言谈也还是谨慎小心的。

  我安排基辛格到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长达一年多时间。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基辛格第一次与中国大使会晤。从那时起,基辛格到巴黎后总是先与中国人会面,然后再找北越人谈判。为了不惹人注目,我采取了各种办法和不同的途径把他带进法国。他也采取了许多审慎的办法,除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几个亲信助手外,其它美国人都不知内情。尼克松总统指示关于我的秘密使命,既不要告诉国务院,也不要告诉国防部。基辛格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来到巴黎,出发前在华盛顿某个场合露面,动身来巴黎时往往是周末,回华盛顿时再在某个场合露面,使人们不怀疑他的来去行踪。

  七月二十五日夜间,基辛格来到巴黎,在我的寓所过夜,并题在我的卧室。他的助手睡在我的客房,而我自己只好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二十六日早晨,在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后,我第一次把他带到中国使馆大使官邸。中国人象招待我一样,端来茶水,摆上荔枝和杏子罐头等食品。基辛格和中国大使回忆起在戴高乐将军的葬礼时曾见过面。那天,基辛格曾想找中国大使交谈,但这可能招致轩然大波。后来话归正题,大使宣布周恩来已接受这样的原则,即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去中国访问,时间定在十月下旬。中国建议,如果基辛格要来中国,可取道阿拉斯加到上海。基辛格建议,当时负责与北越谈判的美国布鲁斯大使陪同他访问中国。中国方面提出种种理由,表示此事难以办到。基辛格说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的完全信任,对布鲁斯大使不能随同访问甚表遗憾。基辛格还说,美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谈判都将告知中国,并请将此事转告周恩来。看来这种做法,中国人是满意的,并且比较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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