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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基辛格与中国大使的会晤，比起我与这位大使的会晤来显得拘谨了。以后，我定期与中国使馆人员会晤。八月十六日，基辛格又到了巴黎，这次是通过另一个邻国抵达法国的，由我秘密地带他进入巴黎。与以前一样，他并不通过法国的入境检查员或海关人员。

　　当我与中国人再次会谈时，他们对我的谈话总是表示很大兴趣，有些话题根本与我担负的使命无关。显然，二十五年来中美两国互不来往，关系极不和睦，因而他们对与美国人会谈是很高兴的。我们的交谈极为麻烦，我一会儿讲英语，一会儿又讲法语。魏栋和赵贵生都给大使作翻译，魏讲法语，赵讲英语，翻译都很流和熟练。当翻译中有搞不清楚的问题时，两位翻译用两种语言分别询问。因此，大使要听两种语言的翻译。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更确切地了解我的讲话内容，以保证谈话内容确实无误。但用这种办法谈话很费时间，一次会谈往往要持续几个小时。

　　最初会谈时，他们拿一份材料给我看，让我作记录，但不让我带走。后来，我们关系有所进展，他们给我文件，可以保存，我也照此办理。但是，我不能用美国政府的纸张，而只能用法国的水印纸。他们给我打电话时也是小心翼翼的，只是在约定会见时间时通知一下，在电话里不谈论其它内容。我们都用代号称呼对方。我打电话只能找魏栋或赵贵生，而他们只能找我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因为使馆里谁也不知道我们的事情。

　　由于我的活动对美国驻法国大使也是保密的，所以我也很难向他说明我为什么不能陪同他参加武官应该参加的某些军事方面的礼仪性活动。但是迪克·沃森大使跟我极为友好，我想他已知道我的活动。一九七二年三月，当我从巴黎离任回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后，他接替了我的工作，为中美两国秘密来往从中传递消息。

　　显然，中国使馆人员对我个人也作过一番调查研究。因为他们设法让我知道，他们了解我去过越南，喜爱滑雪，对地下铁道也感兴趣。中国大使曾对我说：“哪天您到中国访问，可以让您参观我们的地下铁道，看看城市里的地道。”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过台湾，这是个禁忌的话题。因为我们双方的立场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是不谈为好。一般说来，我们双方都避免谈论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有一天我谈起苏联是左派，而他们纠正我说，苏联实际上是右派，是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人接待基辛格时与接待我时的方式大不相同。我去见中国人时，魏栋在大门口等我，然后领我到大使官邸的主楼门前，由赵贵生负责接待，并带我到我称为“满洲厅”的大厅内，其布置都是红色的。几分钟后，大使来到大厅，握着我的手，用汉语说：“您好！”我也用汉语回答：“您好。”我们坐下后，他们总是请我吃东西——杏子罐头或荔枝罐头——喝茉莉花茶，有时还有茅台酒和中国产的玫瑰香葡萄酒，这些我不太喜欢。当基辛格来访时，完全是另一种礼仪。魏栋和赵贵生在大门口等候，到主楼时，大使在门口等着。这时，室内不仅轻轻地播送中国音乐，而且可以闻到焚烧檀香的微微的芳香。

　　基辛格和中国大使会谈后。曾问起我来中国使馆时的礼仪待遇。我说情况不同，并向他描绘一番我单独来见大使时的情景。基辛格脸上显出满意的神秘的笑意，好象是说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承认他和我的等级差别，礼仪待遇也不尽相同。

　　我曾经将很多白宫发来的信件转交给中国使馆，又将中国人的信件发往白宫。这些信件是安排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和基辛格的访问有关事项。原则上基辛格的访问安排在尼克松总统之前。后来，大使对我态度越来越随便了，有一天，他谈到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件来往竟通过我们两个军人来进行，这真是有趣的事。他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我回答说，一旦他进一步了解美国，他也会觉得我们的国家也是爱好和平的。他问我，苏联外交人员有没有问起过中美关系问题，我老实告诉他没有。他还问我是否认为苏联已经知道基辛格即将访华。我说我不知道，根据我的经验看来，苏联情报机构的活动尽管十分活跃，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使放声大笑，并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背部。

　　大使问我许多有关美国的问题，例如：与总统不属同一党派的人能不能当州长，内阁部长是否应该是参议院或众议院成员。他问我美国有多少汽车，我告诉他美国二亿多人口有一亿辆汽车，这个数字使他颇为吃惊。

　　在八月和九月，随着我们会谈进展，我发现大使对我更为亲切和乐于协作。然而，显然他本人不能作出任何重要决定，重大事情都得由北京决定。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去找米歇尔·若贝尔，他的地位的重要，人们喻之为蓬皮杜总统的基辛格。他问我谈判进展如何，我告诉他，中国已同意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先去中国访问。他问我，我是否认为中国人实际上操纵着北越。我回答说，中国人和苏联人实际上都是北越的后台，他们都给越南提供武器、粮食和金钱，使越南能坚持下去。但是着贝尔认为中国人对越南人的影响比苏联大，他告诉我说，他曾对苏联驻法大使瓦莱里安·佐林说过，法国和苏联在越南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两国对越南起不了多大影响，然而，苏联给越南的钱可多得多。他还说佐林对此似乎很不高兴。就在那时，我写信向白宫建议，请尼克松总统写信给蓬皮杜总统，感谢他在美越巴黎谈判中所给予的帮助。这件事后来照办了，蓬皮杜对此颇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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