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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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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总统驱车在罗马大街上行驶时，有一个人突然冲过摩托车警卫队，一手抓住汽车门，一手摇晃一张纸，跟着汽车跑，显然想把那张纸交给总统。他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以为他会被压在车轮下边，但他爬了起来，继续跟着汽车跑，那时骑摩托车的警察极力想把他撵走。开始时，总统曾想摇下车窗玻璃，把那张纸接下来，但是窗子打不开。后来他又想打开车门，但车门也锁上了。他随即说：“谁去把那张纸接过来，不然那个人要摔到汽车底下去了。” 那些特工人员不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是刺客。总统随后大声说：“见鬼！我是美国的总统，把车停下，打开车门。”汽车停了，总统打开车门，接受了那个人的申诉书。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在他们看来，尼克松先生并不害怕这个有可能是刺客的人。尼克松先生随即把那份申诉书交给了我，并问：“这上面说些什么？”这份申诉书是一位退伍军人写的，声称他没有得到全部应该得到的待遇。当时国防部长也在我们的车上。我把申诉书内容报告总统之后，总统把申诉书给了他，并且说：“这实际上是要交给你的。”申诉人确实是个意大利的退伍军人，他要尼克松总统向意大利国防部施加压力，满足他的要求。 我们然后驱车去梵蒂冈拜会教皇保罗第六。总统被引进教皇的私人办公室，仍然是卡罗大主教阁下担任教皇的译员，而由我将总统的话译成意大利语。这次，教皇又表示关心中东的局势，并表示希望能够做出某种安排，使各种宗教信徒都能到他们的圣地去。在讨论了一些其它的国际问题之后，我们就告辞，总统前往那不勒斯视察第六舰队。我在罗马又呆了两天。这次我比较谨慎，没有再去拜访老朋友。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我乘一架班机到马德里去等候总统来临。佛朗哥将军到机场迎接他，照例有欢迎仪式和致词。我把佛朗哥将军的话小声向总统翻译，在扩音器前将总统的话翻译成西班牙文。 总统和佛朗哥将军乘车经过马德里繁华地区，沿途聚集了大批热情的群众。欢迎的规模没有欢迎艾森豪威尔将军时那么盛大，但却是尼克松总统两次访问欧洲时，欢迎人群最多的一次。＿我们驱车到总统下榻的蒙克洛亚宾馆。抵达那里时，由一名年轻西班牙上尉指挥的仪仗队列队欢迎。这位上尉手执指挥刀。总统检阅完仪仗队后，把手伸向这位年轻的上尉，他显然很尴尬。随之他对总统说，他能够和总统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但根据西班牙军队的规定，手持指挥刀时，是不准握手的。 总统对于他敢于这样讲出来，对于仪仗队的雄姿都大加称赞。进入宾馆后，总统说，他在马德里受到如此盛大和热情的欢迎，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西班牙人确实是我们的朋友。”稍后，西班牙的年轻王子唐胡安·卡洛斯来访，并同尼克松先生谈话。王子的英语讲得很好，所以他们谈话时我没有参加，只是在他来的时候出去迎接，走的时候送他上汽车。后来又有政府首脑卡雷罗·布兰科海军上将来访，他同总统长谈时我当翻译。这位海军上将后来遭巴斯克恐怖主义分子暗杀。卡雷罗·布兰科认为共产党人正在有步骤地通过宣传破坏西方进行抵抗的意志，并在散布色情的东西和毒品，以破坏西方的传统道德。他把当代的道德败坏情况与罗马帝国衰亡时的情况相提并论。他说：“那些野蛮人正在城墙外等待着呢。”有多次社交活动，西班牙人都安排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场音乐会，演奏用的提琴全都是斯特拉迪瓦里当年制作的。 第二天早晨我同总统和总统夫人一道乘车去机场。途中，夫人问我是否有去巴黎和谈的任务。我曾经得到指示，要对此事严格保密，总统抢在我答话之前换了话题，因此我就没有必要回答尼克松夫人的问题了。我们先飞伦敦。我乘坐的是后备飞机，非常舒适。总统回美国，我就飞回巴黎，重新当我的驻法武官。 我另一次陪同尼克松先生出国是去参加戴高乐将军的葬礼。我们抵达巴黎时发现该市异乎寻常的寂静和沉默。只听到电台和电视台播放的哀乐。总统住在大使馆，我住在克里荣饭店。当总统被引进蓬皮杜总统在爱丽舍宫的办公室时，这位法国总统赞颂了戴高乐将军，但同时也对他做了一番有趣的分析。蓬皮杜说，戴高乐将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任何人，正因为如此，他最后下了台。蓬皮杜自己就是这种不信任的受害者。 蓬皮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未见他对别人作出轻率的回答，他总给人以非常自信的感觉。据我看来，他自己的为人似乎就象他说戴高乐那样，对别人缺乏信任。他实际上并不真正喜欢美国人，但是他懂得我们在世界上所代表的力量。他访问美国时遇到的敌对性示威，曾使他大为震动。他一直没法理解，如果美国政府真想制止这种示威活动的话，为什么不加以制止。但是他非常善于利用他曾经受过委曲的地位。他反复向尼克松总统表示，任何社会，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不能生存，也不配生存。 总统同世界各国的领袖们一起在巴黎圣母院参加了悼念戴高乐将军的弥撒。这是一次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仪式。当晚，蓬皮杜举行小型招待会，宴请参加葬礼的各国代表团。我遇见了英国的查尔斯亲王，不同时期的四位首相围坐在他的四周，他显得十分从容。葬礼结束后，总统飞回美国，我则留在巴黎继续履行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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