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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我前往大西洋中部参加蓬皮杜、尼克松两总统在亚速尔群岛举行的会谈。我曾多次陪同总统参加与蓬皮杜的会晤，并陪同基辛格博士拜会法国总统。这几次会谈，谈的都是非常棘手的财政问题。在法国人看来，这些财政问题似乎往往比政治问题更重要。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同后来继蓬皮杜任总统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间交锋十分激烈，最后美国终于同意美元贬值。尼克松在与蓬皮杜交谈中，非常感兴趣地听着这位法国总统对苏联的观点和人物的评价。

　　蓬皮杜认为，波德戈尔内虽然从理论上说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但没有实权。柯西金很会说话，具有特别强的反德情绪。无疑勃列日涅夫是真正的首领。他曾向蓬皮杜夸耀过他的SS9型导弹，自吹说这种导弹是世界上最大、威力最强的导弹。他认为苏联现在同美国谈判处于有利地位。蓬皮杜说他不一定同意这些看法，但勃列日涅夫是这样认为的。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反复向法国总统炫耀苏联的力量，他说苏联要和平，但永远不会“后退”。蓬皮杜不太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苏联确实十分关切中国问题。波德戈尔内说过，他认为毛的去世不会改变中苏之间的关系，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敌对不会消除。俄国不仅要对付西方，而且还要对付怀有敌意的中国。

　　同我过去看到蓬皮杜参加会谈时的情况相比，他在亚速尔群岛会晤尼克松时，似乎显得比较紧张。这或许应归诸于最后致他于死命的疾病已经开始对他袭击。尼克松对蓬皮杜说了不少恭维话，还说他非常重视法国总统的意见。我不记得蓬皮杜是否曾经也恭维了尼克松。经常跟随蓬皮杜的是他的一位很出色的能够讲三国语言的翻译安德罗尼科夫亲王。这位亲王除法语外，还能完全掌握英俄两种语言，而且对于所谈的问题十分熟悉，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我还两次陪同基辛格去见蓬皮杜。我必须承认，亨利对于复杂的经济事务几乎同政治问题一样熟悉和在行。会晤前他总是把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十二月十三日晚，葡萄牙总理马尔塞洛·卡埃塔诺在安格拉杜伊鲁伊兹穆请吃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蓬皮杜发现我还能讲葡萄牙语，能把祝酒词译成葡文、法文和英文三种文字，表示十分惊讶。他事先一定忘了看关干我的材料，法国情报当局肯定给过他这种材料。十四日会议结束后，我飞回华盛顿去整理我参加过的历次谈话的备忘录。在华盛顿期间，总统接见巴西总统埃米略·梅迪西时，我曾为他翻译。就是在这次接见时，我知道我将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因此我就回巴黎去办理我调回华盛顿工作之前的未了事宜。我在国外已呆了十二年，虽然曾多次返回美国，但实际上我从一九六〇年起一直派驻国外工作。

　　我再次陪同尼克松总统出国访问，那是去参加蓬皮杜总统的葬礼。这一次葬礼在许多方面几乎是戴高乐葬礼的重演。蓬皮杜非常英勇，直到他临去世那天早晨还在办公室工作。

　　当时水门事件正达到高潮，总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紧张。他这次仍住在巴黎大使馆官邸，并步行一百五十码到爱丽舍宫去拜会法国代总统阿兰·波埃。他走过圣奥诺雷区时，那里站满了群众，他们都对他十分友好，这显然使他精神为之一振。后来他出席了波埃为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招待会。他同许多国家的元首进行了长谈。·当他见到摩洛哥王储时，他赞扬说王储是一位伟大国王的儿子，将来王储本人也要成为伟大的国玉。如果说摩洛哥人听了很高兴，那并非言过其实。他还同墨西哥外长拉瓦萨谈了一会儿，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插进来说：“他是你南面的邻居。”后来瑞典的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也向总统的跟前挤。他过去曾把尼克松先生在越南问题上的作为和阿道夫·希特勒当年的作为相比。当我告诉尼克松先生说这位首相正在向他走过来时，他在嗓子里做出一种狺狺的声音作为对我的回答。接着瑞典大使对我说，瑞典首相想见总统。瑞典大使是我在巴黎工作时认识的。使我大为诧异的是尼克松先生对瑞典首相居然十分亲切。次日，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尼克松先生飞返华盛顿，这是他辞职之前的最后一次出国旅行。

　　尼克松总统很喜欢这几次出访，以及与外国领导人的接触。他认为这种接触有很多好处，如果领导人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那么当一方采取了某种行动，另一方不大可能作出鲁莽的反应。他觉得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干得最漂亮。而他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如果他在国内事务上也能做出同样好的判断，那么国家就不会发生水门事件这种悲剧了。

　　一九七〇年六月发生了一件很怪的事情，当时我已回华盛顿。我去见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人通知我说总统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先生要见我。我真想不出他究竟要同我谈什么问题。我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告诉我说，尼克松对于我有本事不记任何笔记而整理出详尽的备忘录，印象根深刻。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回白宫，而且出席总统参加的各种会议，不仅为了陪同接见外宾，还要记录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把本届政府的历史写下来。我口答说，给我提供这样一个职务我很感激，但我对于这一项工作实在不感兴趣。如果真要命令我去于，那我就请求退休。他对于我没有欣然接受这职务，似乎很惊奇。后来我把这次谈话情况报告了基辛格，他只是摇摇头，没有发表意见。

　　我相信在我同霍尔德曼进行那次谈话之后不久，白宫开始安置了录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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