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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

　　接着陪审团转而问她另一个悲惨的经历——在五角大楼城丽池卡登酒店的痛苦一天。在这个问题上，莫妮卡要求麦克·艾米克——斯塔尔的一名副手，曾经与她一起在1012房间——离开法庭，随后才带领他们进入她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在她重新体验那漫长的、折磨人的几个小时的恐惧、罪恶和痛苦时，她和几位陪审员落下了眼泪。作为莫妮卡性格中的一部分，她希望陪审团对真实的她有一些了解，请求他们叫她“莫妮卡”。一位女陪审员说：“但你会一直是莱温斯基小姐。”莫妮卡回答：“如果我结婚就不是了！”

　　在询问即将结束时，陪审员们问她是否有什么想要和他们分享。莫妮卡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在整个国家的代表面前发表一个声明和道歉，她考虑了一会儿。现在她说：“我只是想说，从来没有人要求我说谎，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保持沉默就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的承诺。我很抱歉。对发生的一切我真的很抱歉。”她又一次流下了眼泪，但突然吐出一句话：“我恨琳达·特里普。”

　　莱温斯基对所有人说的最打动人心的话是：我恨特里普。这句话甚至成为了她今后一生的象征。听证会是侮辱人的、令人恐惧的，但莫妮卡的诚实和坦率显然触动了坐在她对面的陌生人。曾经提出如此尖锐问题的陪审员对她说，她已经赢得了她的宽恕，其他几位陪审员鼓励她忘掉琳达·特里普，继续她的生活。但斯塔尔仍要求她就与总统性关系中的细节面对镜头重新述说。似乎，这就是他四年调查的结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制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最后，陪审团的女团长走上讲台，代表整个陪审团对这位不幸的女孩说：“我们想要给你一束美好的祝福，其中包括幸运、成功、幸福和保佑。”又一次，莫妮卡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些真诚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她。甚至斯塔尔的副手们也被打动了；检察官卡琳·伊莫古特对他们的主要证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情故事。”

　　莫妮卡感到自己得到了辩白，不是因为总统在七个月的逃避后终于承认了与她的关系，而是因为陪审员们的反应，他们抛开了偏见和成见，向一位脆弱但诚实的年轻女子敞开了他们的心怀。但她忍不住要想，如果她拒绝了豁免协议，大陪审团是否会指控她。这是一个伤心的时刻，她也许可以保护总统、并让自己免受过去几个星期的羞辱和痛苦的感觉更加重了这种伤心。与“莱温斯基队伍”的其他人一样，她惟一的安慰是，她相信她现在无须再面对独立检察官、大陪审团和联邦调查局了。

　　她的美梦突然之间被惊醒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告诉她，由于总统在大陪审团面前所作的证词，她必须在宣誓的情况下就他们关系中的性方面作一份证词。不仅如此，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还希望在莫妮卡回答有关怎样、何时、何地、为什么为总统口交的细节问题，以及谈论他们性关系的其他细节时使用摄像机。似乎，这就是他四年调查的结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制作一部口述色情影片。

　　表面上，这个主意背后的理由是，它可以使莫妮卡不必忍受在大陪审团面前谈论这些事情的痛苦。录像证据一般在涉及小孩子，尤其是强奸或性虐待的案件中使用。然而，在那些案件中，录像证据只在关闭的法庭内播放，而且是绝对保密的。但是在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提交他的报告和18箱支持材料时，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被印了出来。

　　斯塔尔的性录像带本身也可能向公众公开——毫无疑问它会成为一件畅销品——的想法给莫妮卡带来了最深的痛苦。即使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勇气和恢复能力也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伤害。“它会是对我灵魂的完全、彻底的破坏。”她说，“我认为我永远也无法从中恢复过来。我试着少去想这件事；我能够应对它的惟一办法是把它放到一边。正如我继叔杰夫所说，拒绝被低估了。”

　　录像的主意最初被提出来时，她咨询了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一开始他对她说，他不认为录像带证据有什么真正的问题。然而，随后他再次思考了这个问题，觉得这个程序是没有必要的。相反，伯尼·莱温斯基在得知这个提议后毫不犹豫地谴责了它。“我说，作为她的父亲，我认为这是下流的，错误的。”他说，“这是病态的。”

　　虽然录像的主意被取消了，但莫妮卡依然不得不在两名女检察——卡琳·伊莫古特和玛丽·安妮·沃斯——面前详细陈述他们的每一次性交往。这次作证——她认为在根本上是反女性的——最让她愤怒的是，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声称，总统有关他们性关系的证词与莫妮卡的有很大出入。然而当他的证词公开时，一切变得明了，他的证词基于性关系的严格法律定义，与他在葆拉·琼斯案件中的辩护是一致的，而且施展语义学诡计避开了对与莫妮卡性关系的陈述。无论如何，由于她已经回答了大陪审团有关他们关系性方面的问题，莫妮卡觉得这次进一步的作证是多余的。

　　8月26日，她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进行了这次作证，这也许是最可耻的一天。有一次，在被迫讲述为总统口交的情况时，莫妮卡对两位检察官说：“我无法相信我父亲有一天将不得不听到这些。”她们向她保证，她的证词不是必然会被公开。随后询问继┬——“谁拉开了谁的拉链？”“他在你的胸罩下面还是上面抚摸你？”“他把嘴放在你的胸部还是胸罩上？”……痛苦的两个小时。作证结束后，莫妮卡回到家，洗了一个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试图洗去她的羞愧和耻辱。“我觉得很脏，就像我在感情上被强奸了一样。这真的很恶心。”

　　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尽快离开华盛顿，这个玷污了她的城市。然而，斯塔尔的副手们不愿让她离开，以防他们需要她复习琳达·特里普的录音带。当他们终于同意她离开几天时，他们要求知道她会去哪里。莫妮卡认为这和他们无关，拒绝了告诉他们。最后他们让步了，但他们说，他们只是想知道，她是否会去玛莎岛的葡萄园附近的地方，克林顿一家人正在那里度假。这时候卡切里斯插了进来，笑着说：“是的，她打算去找维农·乔丹要一份工作。”

　　事实上，她确实去了新英格兰——尽管不是去玛莎岛的葡萄园——在那里，她与她母亲和在家度假的彼得·施特劳斯一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珍贵的时光。然而，仅仅四天后，普拉托·卡切里斯就打电话告诉她，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命令她回华盛顿听琳达·特里普的录音带。“这是我一直害怕的时刻。”她说，“我不知道如何应付它。整件事让我十分紧张不安。除了坐牢，特里普录音带的公开是我最痛苦的梦魇。”

　　9月3日，莫妮卡和她的律师雪妮·霍夫曼到达华盛顿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开始了听她和特里普之间20小时对话的“曲折”历程。整整三天，她都坐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密闭房间里，听录音带的副本，同时更正和突出他们想要删除或编辑的记录和个人评论。对莫妮卡来说，“它是羞辱的，痛苦的，它真正地打开了我对琳达·特里普的仇恨和愤怒之泉。它唤醒了我对我自己和我说的那些愚蠢的东西的怀疑。那里的废话比有内容的东西多得多—一半的谈话是关于食物、购物、肥胖和其他愚蠢话题的。即使有关总统的内容也只是我在发牢骚”。有一次她开始大笑，并对与他们一起听的卡琳·伊莫古特说，她无法相信调查基于如此琐碎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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