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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他在该书的第377节《无家可归的人》中，伤感地写道：“我们宁愿住在山上，远离四季，生活在过去或未来之中，以避免一旦被任命为德国现行政体的见证人时，心中的怨气无处发泄，那是一个虚有其表而不实的政体，此外，这制度为避免不旋踵而崩溃，乃植根于两种仇恨之间，不是很不必要的吗？难道它还想要在欧洲永垂不朽吗？”他并且毫不掩饰地大胆抨击当时德国正在鼓吹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仇恨，他沉痛地指责道：“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和血液中正流淌着毒素，它使我们的躯体溃烂生疮，它导致欧洲各国纷纷像逃避瘟疫似的彼此隔离和封锁。”

　　另外，在该书中，他借对德国文化的批判，赞扬了他青年时代的偶象叔本华。他认为，叔本华关于“存在价值”的悲观论，并不是属于德国人的，因为德国人自以为是，盲目地崇拜着上帝，他们根本没有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他在《欢悦的智慧》的第357节《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喊叫道：“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的身份，而不是德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尼采对拿破仑和凯撒的某些方面，表示了欣赏。他之所以欣赏拿破仑是因为他有统一欧洲的思想，而对凯撒的欣赏，是因为凯撒的热情，并能控制他的感情，但是尼采并不是崇拜他们在战争和政治上的成就，因为在尼采的观念中，是强烈反偶像的，对任何“英雄”崇拜的思想，是他深恶痛绝并坚决厌弃的。后来有人根据尼采对拿破仑和凯撒的某些欣赏，认为他是崇拜英雄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谬见。

　　也就是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尼采第一次给自己定了位，他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那种不能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在该书中，尼采把自己同浪漫主义派，和基督教徒做了对比，他认定自己是戴奥尼索士式的悲剧人物。

　　而且通过这本书，尼采建立了自己的独特自信，他感到自己的著作正在把人类引向一个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途径之中，也正是这种自信，使尼采后期的作品更有了深刻性和概括力，并以其天才的思想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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