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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南丁格尔一一列举她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此后很久，她再也没有写出如此轻松愉快的信了。

　　当天下午，她突然从丽莎·赫伯特给西格马·布雷斯布里奇的信中得知，又有一支46名的护士队将于第二天抵达斯卡特里，领队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朋友玛丽·斯坦利。

　　但此事事先并未同南丁格尔商议过，这是直接违背她同赫伯特之间所达成的协定的。尤其严重的是，这支护士队将不由她管理，而指定了一位高级医官库明指挥。此项委任，公然越过了她的正常职权范围。

　　南丁格尔很气愤。12月15日，她再次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

　　亲爱的赫伯特先生：

　　当我受命来此担任护士队队长之时，曾有明文规定，除非我要求，否则就不该增派护士前来，一旦我有需要增加人手，甚至无庸经过军医团的许可。

　　承蒙您的看重，认为我是担当开展护理工作的第一人，也曾说如果我拒绝担任领导者，一切计划必遭终止。当时的一番恳谈，令原本就有心奉献一己的我，更坚定了信念，愿为提升护士的地位牺牲自己。好不容易整团出发、名为40人的护士队之中，可用之人仅约半数。到达目的地之后，除了要严守军中纪律，还要应付许多不同于平常的情况，真是困难重重。

　　几经努力，情况逐渐好转，也开始赢得医师们的信赖，不能不说，我们的计划已有了几分的成功。

　　可是，这一切的成果刚冒出了新芽，却在没有任何人的需求下，因一群新来的40名护士，而终告受挫！

　　因为，原就不足的粮食与物资，势必因她们的来到而日渐短绌，对前一批好不容易才上轨道的护士而言，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如果因此我们无法达到目的，不如让我辞去队长的职衔，也请您另请高明。当然，在新队长未上之前，我会尽力作好分内的义务。请原谅我由衷直言。

　　南丁格尔敬上

　　锡德尼·赫伯特获悉以后，深知这是由于自己的身体欠佳，及事务繁忙造成的失误和遗憾。但是，事已至此，这一行由玛丽·斯坦利带领的护士队，的确给南丁格尔带来很大的挫折感。

　　4. 谁替代谁

　　玛丽·斯坦利是半途改变宗教信仰，秘密地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人。在她混杂不清的思绪中，又有宗教狂热，又有对南丁格尔功名业绩的嫉妒，而且她背后还有位大人物曼宁神父支持她。这位曼宁神父此时正处心积虑地妄想贪天之功，把斯卡特里前线护士们含辛茹苦的善德美誉转移给他所属的教派。

　　这件事情，布雷斯布里奇先生愤怒地称为“天主教的阴谋诡计”，而南丁格尔则感到它荒唐可笑。

　　她同曼宁神父本人是朋友，而且南丁格尔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过，曼宁神父对她一向是公正的。

　　但这次玛丽·斯坦利一行的到来，对南丁格尔的使命的确是个严重打击。她蒙受的损失，几乎是难以挽回的。

　　在此之前，她在斯卡特里残酷的环境中节节胜利；而在斯坦利一行到来之后，尽管还获得一些个人的成功，但她个人的威信却很受影响，直到此次使命将要结束时才重新完全建立起来；并且，这项使命本来的崇高目的被罩上了一层宗教之争的迷雾。

　　本来在南丁格尔小姐率领的护士队一行中，天主教和英国国教高教派的人比例就比较高，这件事当时就在英国国内引起一些鼓噪。南丁格尔似乎命中注定要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不得不同时忍受着她称之为“基督教的嚎叫”和“罗马天主教的狂怒”。所以，如果玛丽·斯坦利公开宣布她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锡德尼·赫伯特绝不会同意她前来斯卡特里前线医院服务。她不仅把自己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事秘而不宣，而且她还带来了一位津塞尔的女修道院长弗朗西斯·布里奇曼。

　　弗朗西斯·布里奇曼是个爱尔兰修女，一个宗教偏执狂。她公开声称她的使命是纯宗教性质的。她属下的15名爱尔兰修女也都声言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领导，惟服从这位布里奇曼院长，而布里奇曼院长则又只承认她所属的主教的权威。

　　因此，这个护士队的组建状况从根本上违背了南丁格尔小姐原先的规定。

　　除十余名修女外，还有九名“贵妇人”，22名“雇佣护士”。这些人实际上毫无医护经验，例如其中有位老妇人，名叫琴恩·伊文斯，一直是个饲养猪、牛牲畜的杂役。整个46人当中，倒有20人是来战地医院作“助理教士”，而不是来护理伤病员的。

　　鉴于这种情况，12月15日，她们的船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刚一靠岸，布雷斯布里奇先生立即登船，劝告她们不要上岸。因为，斯卡特里已经没有插足之地，食品、饮用水、燃料都极其缺乏。

　　就在此时，与她们同行的迈亚医生向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报到。库明却因医院拒绝雇用护士和有身份的女士，而断然不允许她们进入军医院。

　　同时，库明博士还拒绝担任她们的医护顾问。

　　这样，只好从英国大使馆借出一套房间，先供这一行人暂住几天，安排她们尽快返回英国。

　　当时，南丁格尔在一时盛怒之下，也冷峻地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而且，由于这一行人在来土耳其的一路上不知节俭，将出发时携带的1500英镑费用挥霍个精光，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已一文不剩了。南丁格尔只好从她的个人收入中拿出90英镑借给玛丽·斯坦利，玛丽·斯坦利很勉强地接受了。后来南丁格尔又继续借出300英镑。为此，玛丽·斯坦利写信给丽莎·赫伯特说，只是念过去对于“小弗罗的怜爱”，才勉强经受住了这里的如此“官样的”对待。

　　尽管南丁格尔感到左右为难，但她很快就想到，若将这一行人送返回国，必将出现难以澄清的误解，这对她的事业将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12月24日，她提出一项折衷的办法：准备立即录用一些新来的爱尔兰修女，把前一批成员中的无医护经验的诺伍德修女替换回国。这样可以不增加医院中天主教修女的总人数，也符合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拒绝增加修女的决定。

　　但妥协没有生效，并立即引起了争吵。诺伍德的修女们一个个哭求着，不愿返回英国。布里奇曼院长则不同意她的修女们脱离她的领导，单独进入战地医院。她说：“这样做将违反教规。”她声言她们必须有自己的耶稣会随军牧师，而拒不参与当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南丁格尔白天在医院各处奔忙，经常亲自跪在地上给伤兵换药、疗伤，一连工作八个小时后，晚间还要同玛丽·斯坦利和布里奇曼院长煞费口舌进行交涉。这位布里奇曼院长口若悬河，嗓门儿又大，南丁格尔称她为“可尊敬的刻薄妇”。

　　1855年元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丁格尔终于收到了锡德尼·赫伯特的回信，信中向她坦承自己的过失之外，也重新肯定了她的权责，只要求她不要轻言辞职，并保证以后所有有关她权责内的事，一定遵照她的意愿办理。同时，只要南丁格尔同意，他愿自费将新护士队一行人送回国。

　　南丁格尔被赫伯特的诚意所感动，从此两人尽释前嫌。

　　丽莎·赫伯特夫人也来信为自己所作所为诚心诚意地表示后悔。

　　南丁格尔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信是如此诚恳宽让，触到内心深处。”

　　从此，她再没有提起赫伯特给她造成困难的这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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