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9)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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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他们的飞机降落在西贡，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纽曼认为这里的妇女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她们具有法、中女子融合的媚力，只可惜被槟榔染黑了牙齿。甜香的遮荫树成排地直立在大道两旁，夜晚温柔芳香的空气和人行道上众多的巴黎式咖啡馆，穿着真丝衣服、纤腰的女人，上身穿着颜色艳丽的宽松衬衣，这些情景使人感到西贡就像天堂一样。田里的农人都戴圆锥形的竹帽，既遮阴又挡雨，城里那些苗条的姑娘也把竹帽背在背后，作为装饰品。车夫们骑着乘客座前的那种三轮车，在街上来往穿梭。市内没有母牛、骆驼和水牛阻碍交通。纽曼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法国驻外人员乐于驻在印度支那，而不愿意去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　　离开伦敦后的第八天，飞机准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草地跑道上，启德机场实际上是国际机场，中德欧亚公司经营它们的三发动机的容克飞机，从中国境内飞到香港，一周两次。属于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公司则使用道格拉斯的DC—2和DC—3飞机，隔一天一次从香港飞到中国境内，然后飞到缅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桑德兰得水上飞机，每星期一从伦敦到香港。法航使用迪沃蒂尼飞机星期四到香港。泛美有名的塞科斯基“飞船”水上飞机，一周两次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后抵香港。　　所有从伦敦或巴黎上机的12名乘客，除了3人外，都在西贡下了飞机。3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九龙豪华的半岛酒店——一座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式建筑，这是算在已付旅费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939年6月1日，纽曼怀着迫切的心清开始了在远东的生活。　　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的柜台前，纽曼询问了在哪里可以找到负责继续送他到中国内陆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市区电话服务人员告诉侍者，十天以前中国的西南运输公司刚把电话拆了，也没有留下新的通讯地址。这时候纽曼进退两难，不免有些焦急。他把身上仅有的几个英镑换成了港币，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写了一封航空信，解释他的困境（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情况），并要求他们用电报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办。照着离开柏林前军方的指示，他在24小时内把他的抵达日期和住址向德国使馆报告，他们答应向中国政府去了解情况。他寄往德国的航空信估计大约需三个星期才能到，但他在柏林只得到了有效期六天的香港过境签证，所以首先他需要获得在香港的停留许可，下一步要考虑找一份工作，一直到把中国秘密机关的情况弄清楚为止。　　真是天公作美，远东汽车——远东航空销售服务公司就在半岛酒店斜对面的街上。该公司负责香港和所有华南雪佛兰汽车和卡车的装配和修理，同时也是英国“标准牌”汽车的代理。另外他们在启德机场还销售和服务轻型双翼飞机。总经理是克劳得·怀特先生，他15岁时从加州的家里跑出来，于1900年受雇在一艘三桅船上航行到中国，他是纽曼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个头很高，英俊，好动，50出头，头发发白。怀特不打领带，身着便装。听完他的陈述之后，怀特说，他可代他从港府那里获得工作许可，直到他离开这里去中国内陆，不管这段时间有多长，先决条件是他得在他的车行里干活，每月只能给30港元（相当于7.5美元），这显然是很低的。抛开他的微薄工资不论，他立刻喜欢上怀特。　　怀特不像他碰到的几个英国人那样华而不实。他没有犹豫，同意了怀特的安排。　　纽曼最喜欢是他的行动快，当他还在他的简易办公室里时，他就马上给几个人挂了电话。纽曼问他何时开始工作？怀特回答“午饭后”。　　怀特答应找人帮他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以便度过今后的几个星期，另外他又补充说，在他得知去中国内陆的工作情况以前，他将负担房租，老实说，纽曼当时毫无选择余地，只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他已囊空如洗，怀特给了他在找到中国西南运输公司以前的生存机会。　　傍晚，纽曼得到了一间配有家具的房间，里边热得像蒸笼一样，没有吊扇，只有一张床。住地离远东汽车公司不远，可以走着上班。怀特借给他几个港币去买一些便宜的衣服，那些衣服比他从德国带来的衣服薄多了。几天以后，他就和远东汽车公司的中国技师混熟了，他们教他一些中国的脏话。虽然怀特有一个从澳门来的经理，他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葡萄牙语和中国语，但纽曼在FEM公司工作一个星期后，怀特要求纽曼从一本美国工具和设备目录册中，选择他认为车行里所需的东西。不久，远东汽车公司看起来更像是干这行的了。他教会远东汽车公司的工人使用电焊和气焊，制作了一个有轮子的链条吊挂架，用来拆除和安装发动机（在那以前，都是人力用扁担靠肩膀去扛）。没多久，“一个白人在那里干活”的消息在欧洲车主（大多是英国人）中传播开，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住在远东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新顾客纷纷而至，提出他们的车要由“那个欧洲人”修的要求，有的车甚至从香港的维多利亚搭乘轮渡运到九龙来，这时纽曼才体会到，多亏他父亲安排他在德国斯特劳斯先生那里学了这门手艺。　　当纽曼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他的月薪支票时，他又把它退回到前面办公室的桌上，因为他怀疑是弄错了，支票上写的是90港币而不是事先约定的30港币。怀特只是说：“没错”，还告诉他，下月底（1939年7月）将付给他270港币。他有足够的钱偿还他欠怀特的钱，并搬进一个更适合居住的有吊扇的房间，并且早、中、晚饭也不必都靠“青”香蕉充饥了（这些“青”香蕉是中国南部的特产，熟透了味道很甜）。有一天他牙痛得很厉害，打算到车行拐角的一家牙医诊所去看病，这儿以收费低廉著称，但只是把牙拔掉而不治疗。怀特听说了这件事，他对纽曼说：“你11点钟去马路对面的半岛酒店美国牙科医生那里看病。”他不干，因为他花不起这个钱，怀特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叫他少说废话，别在办公室纠缠。原来他已同那位牙医说妥，他将替他付账，真是个怪人！　　当怀特跟他混得很熟并且在他的英语说得稍微流利一些的时候，一个星期天上午，怀特请他到他的新界的海滩别墅去玩，他见到了他的维也纳出生的夫人，他们一起在中国南海里游泳。几个星期以后，怀特又邀请他参加在他家举行的一个小型聚会，并想让他告诉他的客人，有关他从伦敦到远东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纽曼不得不很吃力的用英语描述他的旅行经过，随着美国人越喝越多，他的任务也就越来越容易完成了。　　一位客人问他是否已开始学中文。为了证明这点，他随口说一句从他的技师们那里学来的一个常用短句，是他们每当高兴或不高兴时总喜欢这样说的。当他在所有的客人面前用正确的声调脱口而出时，怀特立刻把他拖到一边，问他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回答“不懂”，这时，怀特慎重地劝告他千万别再当着女士们的面说这句中国话。　　“香港是我的天堂”——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白人也这样认为，纽曼特别喜欢观赏停满各式各样船舶且充满活力的港口，几百条带着巨大的棕色和紫色顶篷的小船和竹帆船尽收眼底，汽艇（水上出租车）穿港而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英国的战舰和潜水艇，不是绑在港湾中间浮标上，就是系在码头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战舰正在装煤、加水或加油。最现代化的、光彩照人的要数白色德国游船和四个烟筒的旧式黄色美国总统号客轮，而五颜六色崭新的法国船和荷兰船，只有一个巨型烟筒，烟筒口冒着的不是烧煤的浓烟而是烧柴油的轻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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