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31)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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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8.三临中国与准备西行　　1947年，夏威夷群岛瓦奇奇海滨只有三家旅馆。纽曼和同机人员住在莫纳旅馆，准备将陈纳德将军从战时剩余物资市场购买的24架新C— 　　46运输机中的一架，飞渡到中国，陈纳德将军新近组成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航空大队（联合国救济总署空运队），后来改称为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经过30分钟的环岛试飞，俯视了“钻石头”和“珍珠港”，便可向西远飞了。他们经过几个中间站，长途飞越太平洋到联总空运队设在广州的总部。这时距日本发动偷袭珍珠港，并迫使美国对日宣战还不到6年。　　国际民航组织禁止C—46这类双发动机的飞机飞越辽阔无际的海域（像太平洋那样），因为万一有一台发动机熄火，即使天气良好，把所有携带的货物都甩掉，一台发动机也不能保证使飞机保持高度飞到沿海的任何一个机场。　　陈纳德将军无暇去顾及这些规定，他叫夏威夷的机械师在每架C—46飞机的腹部加装了两个临时的油箱，用来增大越洋的航程。他不希望他们一旦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迷失方向，在飞往西方的路途上又没有足够的燃油。飞行计划是每天出发一架，第一站在京斯顿岛停留过夜，这是裸露在太平洋上的一块岩石，大小如同航空母舰的甲板。岛上除了一栋简易的草棚和栖息在沥青跑道上的成千只海鸥外，一无所有。到达的飞机必须要嗡鸣数次把鸟赶离跑道，才能降落。第二天清晨还要开枪将鸟轰到天上才能起飞。　　他们依次在马绍尔群岛的瓜加林岛、关岛和菲律宾过夜。二次大战中被击沉的锈蚀的登陆艇，以及美国和日本的运输船的残骸，仍半截淹没在当时交战海滩附近，或更远点被击沉的地方。有些在珊瑚滩上触礁，从空中望去在熠熠发光的浅蓝色水面上清晰可辨。　　在马尼拉休息和游览了3天之后，他们飞向华南的广州，它在香港北面80里。陈纳德的属下为纽曼在广州郊区靠机场附近的东山，租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克莱瑞丝到达之前，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房间。3周后他飞往北方，到上海去迎接她和“西普斯先生”。当看到她从“海猫”汽轮的甲板上向他招手，以及她和西普斯从陡直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他的心快乐得发抖了。　　他们在上海国际饭店住了几天，克莱瑞丝和西普斯有机会进入中国人的洪流中，而且初次尝试了人力车的滋味。随后他们3人飞往广州。　　那时陈纳德将军打算将总部迁到上海，空运队要求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搬到那儿去。大战前，上海是世界级的大城市，比作为省城的广州洋气多了，广州虽离英属香港不远，但没有人说英语。上海市内有800万居民，大上海则有1200万。数以千计的白俄罗斯人，数以千计从希特勒统治下流亡而来的犹太人，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在市内大肆推销西方货，这些在1937年中日开战以来一直是“稀罕”货。外滩过去是（现在仍是）上海最美丽的街道，它是一条林荫大道，与蜂拥着货轮和帆船的五彩缤纷的港口平行。沿岸是外国的领事、大使馆。靠近外滩排列着有电梯、餐馆和屋顶花园的现代商店，真是世界大城市该有的尽有了。正如闹哄哄的纽约，人们在摩天大楼旁边可以找到小而静的教堂，喧闹的上海毗邻着高楼大厦的是小小的庙宇，和尚们在那里静静地念经、烧香。　　剃度的和尚身披黄袍，脚踏草鞋，手摇铜铃，不时敲打着从屋顶悬吊下来的大木鱼。　　在中国经历了2年的和平（1945—1947年）以后，从最新式的美国车到德国的电器，上海什么都能买到。它也是世界级的“罪恶之都”，众多的夜总会、跳舞厅、现代化的商场、市中心的跑马厅、赌场，几百万诚实的工人，形形色色的中国和白人恶棍，数以千计的出租汽车和人力车。但直到1947年在上海电话却仍屈指可数。　　纽曼负责管理中国的机械人员，他们每天忙得团团转，不断地维修从夏威夷飞来的24架C—46运输机，这些飞机现在为国民政府紧张地运货。管零件的美国经理终日在酒醉中度日，克莱瑞丝不得不协助零配件供应，使联总的飞机能从上海起飞。她负责飞机和发动机的零件库，并建立起料账卡登记制度。起初零件很少，后来从冲绳和塞班岛的战时剩余物资中，接收了许多C—46飞机和它所用的柯蒂斯·怀特发动机的零件。纽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克莱瑞丝身穿肥大的棕色外套在那里开箱，并按照C—46维修手册的简图来核对新到的零件，雇来的中国木匠按她的规格要求搭起了货位架。　　一周7天，每晚从肮脏和炎热的虹桥机场回家，只要在门前按一声喇叭，门就会神奇般地开启，他们的门房，年约50岁，能操流利的英语，仿佛猜透了他们的心理。他身穿洁净的浆过的白制服，站在吉普车司机座位那边，手捧着的克铬密盘中，放着两大杯冰水，克莱瑞丝和他常常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聪明而又会讲两国话的中国人愿意为他们所提供的菲薄待遇而工作。有一天，克莱瑞丝没有去上班却揭穿了这谜底。从他们日常起身到机场后一个小时到回家前一个小时，他们家的电话铃隔几分钟响一次，门房在接听电话又打一个简短电话出去。克莱瑞丝又发现门房有一辆人力车和三轮车，由于纽曼家的电话总是闲着，门房就用它来调度车辆，大赚其钱。　　1947年时在中国，如果要发财，门道很多，例如美元对国币的官方汇率在上海和香港就不一样，通常差额为1％到2％，这就为某些人提供机会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完全合法地自一处兑换钱再拿到另一处出售，赚取成千上万的美元，这样干的大有人在。　　中国官员要想发财致富的门路就更多了。有天晚上，纽曼接听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设计一种可以在当地生产的汽车转弯指示灯，这种小玩意儿可以装在汽车的外面。此匿名人声称，是警察局长本人打算投资生产大量的这种指示灯，当生产数量足够配备上海所有的汽车和卡车时，警察局长将颁布市政府条例，命令上海所有的机动车，在限制的时间内必须装这种转弯指示灯。从布告发布日到安装限期没有几天，这样便无人能与警察局长的指示灯竞争了。　　另一个上海官员设法缝制了几千件坎肩（背心）以图暴利，他把坎肩发到市辖的警察局，然后颁布一项指令要求人力车夫“在马路上干活时”必须穿坎肩。布告的官方理由是，“即日起人力车夫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膀子（赤膊）拉车……”，倘若车夫没有坎肩（多数车夫除了草帽、围在脖子上的毛巾，短裤袜和草鞋，一无所有），他就会被抓到附近的警察局（那里有背心卖），然后不得不穿上坎肩。　　1946年，乔治·马歇尔调停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纷争的努力失败。　　到1947年，从联总空运队运货情况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从他们隐蔽的地方已经向南推进了，民用货物被更多的武器弹药所取代，以支持国民政府军在北平以北的战斗。回程时载的都是伤兵或能买得起机票的有钱难民。C—46飞机的妥善状况随战争日渐吃紧而急剧下降，他们对飞机定期检查保养的次数越来越少，又如同二次大战期间一样，只要能凑合就行了。　　他们随时从一架停在机库的C—46飞机上拆下零件，以应其他飞机的急需，有时飞机刚落地就把仪表拆下来装到另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上。幸运的是他们连一架飞机也没被对方地面炮火打下来。但也出了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故：一架C—46运输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其中一个发动机突然熄火（因缺少干净的润滑油），这时飞机已爬升到5000尺的高度，企图向20000尺爬升，螺旋桨完全停止了旋转。为了用单发动机维持高度返回启德机场，组员只好把沉重的箱子推出舱外，迅速地减轻飞机的重量。箱子掉到稻田里摔散了，更要命的是被扔的不是一般的货物，而是一箱箱崭新的钞票，有好几十亿元之多。武装部队马上被派去寻找这些箱子。傍晚接到报告，只找回不到一半的钱，其他的全散落到荒郊野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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