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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真是一幕惨剧!当日光开始照亮起来,这恐惧的情况便显得愈加清晰。他们的2个座椅却依然固定在地板上,安全带把他们箍住了,纽曼催促克莱瑞丝赶快从他们前面10英尺远的地方那个2英尺宽的锯齿状裂口出去,躲开碎裂的毛边到高处湖面2英尺那翘起在左机翼尖上去。她光着脚丫子走了过去,他跟在她后面,还有三个是正度假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在这瞬间,他最害怕的是经常在失事后所发生的汽油着火。通常燃料浸漏到灼热的发动机上就会引起燃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多次见过这种情况。在机翼上的两副螺旋桨,仍在机身上,是从发动机大轴上扭断斜插进入到铝合金的机身,穿入飞机客舱侧面。

  他们大家都没有在刹那间死亡,由于飞机是在三次断续地撞击中逐渐破裂的,不像一次单独的迎头撞毁。而且,神奇般地居然没有起火。

  几分钟后,一些墨西哥的印第安渔夫,像幽灵似地从迷雾中显现在纽曼面前,他们穿着披肩,站立在独木舟里。这种独木舟是空心树干做的。像他们美国印第安人使用的独木舟一样。没有一个土人试图接近失事飞机,他们都呆立在150英尺以外。失事的飞机,看上去像一条漏出了内脏的鲸鱼,而不是飞机。有一个渔夫,自己卷了一支烟卷,从口袋里掏出火柴去点燃这支烟卷。幸亏,那位度假的泛美空中小姐懂得一些当地的印第安方言,她大声喊叫才使他们从一场几乎不可避免的汽油火灾中免于焚毙。

  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还说服印第安渔夫将他们的独木舟划近些,站在翼尖上浑身发抖的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小心翼翼地爬到五条摇摇晃晃的小船里。用长桨划动的这些船,只能把他们送到2英里外最近的湖岸。10分钟以后,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DC—6飞机,在失事现场上空投下了一只橡皮救生筏,另有一些汽车和救护车经附近的一条道路纷纷赶到湖滨。那时一个红十字帐篷也搭起了。非但他们人浸泡在水和汽油中,他们的衣服上还染上了血红的大斑点,这是他们中间使用的掉色的毛毯上染来的。一上岸,就将他们5个未受伤的旅客快速送到市内一家豪华的旅馆,免办所有的入境手续。

  第二天早晨,他们期待在墨西哥城的报纸上,看到有关飞机失事的大幅标题和照片,而且希望能读到有关飞机组员和其他旅客的情况,可是当地报纸却只字未提。他们猜想,其中必有蹊跷。因此,纽曼和克莱瑞丝拜访了机场经理。他的结论与纽曼一样:纯粹是驾驶员的过失。高度表校正错误,而且,他把黎明时分紧贴着湖面的雾气误认为是云层。

  他还告诉他们新闻界保持沉默的原因,墨西哥航空公司是政府的航空公司,几个月前刚刚发生过另一起重大的失事,只要有可能,公司总想掩盖这一事实,才不致吓跑观光客。之后,纽曼与克莱瑞丝租了一架由墨西哥人驾驶的“派普”小飞机,在失事现场低空徘徊照相。在阿卡普尔科畅怀游览一个星期后,他们回到马萨诸塞后,他向世界权威的航空杂志《航空周刊》投寄了一些失事飞机的照片以及一份简单报道。这家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和一张照片,标题为“在墨西哥的神秘坠机?”。在回家以后,医生为他捆扎了几根开裂的肋骨。

  1967年6月,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够刺激的旅行。那时纽曼必须参加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这是两年一度观察世界航空新发展的盛会。他和克莱瑞丝从雅典起飞,穿越希腊去以色列和土耳其。飞机起飞后10分钟,驾驶员报告说:“以色列和他的阿拉伯邻国爆发了战争。”他们乘坐的环球航空公司(TWA)的飞机向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继续飞行15分钟之后,驾驶员又宣布:“我们改变了航线,现在飞向贝鲁特。”好啊!纽曼想,重游1939年到过的旧地该是多么地有趣!可是30分钟以后,驾驶舱里再一次宣布,整个中东地区爆发了战争,黎巴嫩已关闭边境和机场,他们的飞机在改变航向,朝东北方向飞往德黑兰。

  两天后,刚好有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的非定期喷气式货机,装载军用物资,从德黑兰夜航飞往特拉维夫,将于午夜抵达。纽曼和克莱瑞丝决定搭乘,并怀着好奇心,看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他们抵达了灯火管制的以色列的赖德(特拉维夫的机场),由于出租汽车的司机那时已去驾驶“谢门”重型坦克,他们只得搭乘荷兰航空公司飞行组员的便车前往希尔顿旅馆。希尔顿旅馆的人,除了一些老厨师和老女佣人,都应征入伍了。客人不得不自己打扫和整理房间。用餐也没有服务,在餐厅的大桌子上放点什么就吃什么。当以色列人谈到“总动员”时,在他们心目中真是不折不扣地只有一个“总”字。每个16岁至56岁的男性,以及18岁到36岁的女性,都应征入伍。只要他们不是哑巴、聋子或残废人,他们就得在12小时内穿上军装。每辆私人机动车和出租车都被征用。牛奶罐车变成加油车,用来支援战地的机械化设备。邮差工作由14岁的女孩承担,她们身穿卡其服,头戴邮差帽。

  在特拉维夫发出的军情通报,对以色列人有利。通报声称,战争打响后几小时内,阿拉伯空军全部在阿国基地上被消灭。这消息事后证实无误,但据他们所知,阿拉伯空军并不是在“战争打响后”受挫的,而是在以色列提前三小时“先发制人”的空中突然袭击中被挫败的。当他们抵达时,以色列的装甲特遣队已经穿过了西奈沙漠,并跨越了苏伊士运河。单在埃及前线就有三千多辆苏联制坦克被掳获,俘虏已达到几万名。对于兵精马壮的以色列战争集团,惟一的真正反抗是来自约旦的阿拉伯联合军团。

  第二天,纽曼和克莱瑞丝住进了耶路撒冷的戴维国王旅馆顶楼朝东的一间房间,可以俯瞰旧城区和它的圆顶圣岩寺,有二千多年历史的老城墙,就在他们附近。他们居高临下拍摄到以色列工兵部队,用他们的推土机推倒已经占领的碉堡,驱赶阿拉伯军团的人。当以色列人拆除阻挡他们通往神圣的城墙道路上的铁丝网时,纽曼把这轰轰烈烈的历史镜头拍成影片(从1948年以来,犹太人是禁止在那里通行的)。

  两天以后,所谓“六日战争”宣告结束,纽曼向他的客户祝贺,并与他们的空军讨论了许多他所准备的问题。然后他们飞往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

  谁说纽曼不能重返故土?1976年8月,民主德国共产党政府就纽曼所请,特许纽曼一家4口在纽曼的故乡逗留24小时,却又不准他们从西柏林驱车前往,他们只得从东柏林乘快车抵达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他急于想让他的夫人和孩子,当然还有他自己,看看他父亲的羽毛生意还留下点什么,看一看他出生和在那儿长大的家园,他们实在是不敢奢望是否可能看到属于纽曼家族的痕迹。战后德国记录资料上说,他的家乡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在1945年3、4月间,德军预备与苏军的最后决战中,80%毁于战火。德意志的首都柏林——最后的剩余——仅在奥得河以西5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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