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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俄国人民的现实生活是如此地悲惨，沙皇却在大言不惭地允诺要给人们以人的权利。普希金以耶稣母子的口吻无情地嘲弄了沙皇的制宪谎言：

　　乌拉！快马加鞭回来了，
　　俄罗斯激荡的暴君。
　　基督在悲痛地哭嚎，
　　接着是全国的人民，
　　圣母玛利亚忙着把基督恐吓，
　　“别哭啦，孩子，别哭啦，
　　这是妖魔呀——俄国的君主！”

　　基督听到沙皇要给人以人的权利的允诺，高兴得在床上跳来跳去。但圣母玛利亚却告诉他，这是沙皇讲的美丽的童话，诗人通过基督“悲痛地哭嚎”，圣母玛丽亚把“俄国的君主”看成恶魔，暗示着沙皇的统治违背圣意，与天理不容。短短的小诗包括了很强的讽刺力量。

　　普希金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中的另一位先导是18世纪启蒙主义的革命家拉吉舍夫。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揭露帝俄统治的檄文。他在《自由颂》中，大声疾呼把自由还给受苦受难的奴隶。普希金曾在其友人屠格涅夫的家中朗诵了拉吉舍夫的《自由颂》，决心追随他继续为自由而击鼓呐喊。1817年诗人在米哈伊洛夫王宫附近的朋友家中创作了决定他命运的长篇颂诗《自由颂》。这首颂歌是诗人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普希金创作的主题多是爱情、友谊、快乐或忧郁的生活，而今他要更多地为自由和正义而歌唱，要反映人民的呼声，吟咏时代的主旋律：

　　去吧，从我的眼前滚开，
　　柔弱的西色拉岛的皇后！
　　你在哪里，对帝王的惊雷，
　　啊，你骄傲的自由的歌手？
　　来吧，把我的桂冠扯去，
　　把娇弱无力的竖琴打破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在这个“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铁掌，到处都是不义的权力”的社会里，怎么能够再沉默下去，诗人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
　　你的覆灭，你的子孙的死亡。

　　普希金在写这首诗之前已经接受了建立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他赞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俄罗斯要打碎奴役的枷锁，就必须走法制建国的道路，无论是平民，还是帝王都不能超乎法律之上。个性的自由也只有遵循法律，才能得到保障。诗人写自己的向往：

　　要想看到帝王的头上，
　　没有人民的痛苦压积，
　　那只有当神圣的自由
　　和强大的法理结合一起；
　　只有当法理以坚强的盾
　　保护一切人，它的利剑
　　被忠实的公民的手紧握，
　　挥过平等的头上，毫无情面。

　　诗人告诫沙皇不要忘记君权是法理所授，而不是上苍的给予，因而要受永恒的法理的支配。普希金的这首《自由颂》是当时俄国进步社会思想在文学中的表现。由于它的明确和激烈的反专制意图，沙皇政府是根本不能容许它公开出版的。但这首诗并没有被扼杀，自它问世以后，迅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俄国流行。

　　对当时的贵族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普希金本人因为这首革命诗篇而遭到沙皇的迫害，他被流放到异乡。

　　《自由颂》的艺术手法之一是从历史指向现实，从异邦指向故乡。法国路易十六和俄国暴君保罗一世这两个暴君的覆灭都是因为践踏了人民的自由。而路易十六之死则被诗人看作法理的失败。它导致了另一个暴君拿破仑的出现。普希金不赞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过激行动，他主张一切行动都遵从法理。

　　这首诗仍然保留有传统颂诗的色彩，语体庄严，既有抒情，又有叙事。同时，还溶进了浪漫主义的飘逸，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

　　《乡村》是继《自由颂》之后，诗人的又一力作。

　　1819年，诗人第一次来到父亲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贵族的花园美丽而舒适。这里幽静、清凉，野花开满绿原，渔人泛舟湖上，然而在这歌舞升平的背后，诗人却看到了另一种惨不忍睹的情景：

　　这里有野蛮的地主
　　一不守法，二无感情，仿佛命中注定
　　他们该是人们的灾星，
　　对于眼泪和哀求一概不顾，
　　只顾用强制的鞭子把农民的财产、
　　劳力和时间，都逼到自己的掌握。
　　这里的奴隶听从无情的老爷的皮鞭，
　　伛偻在别人的犁上，被牵着绳索，
　　瘦弱不堪地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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