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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向议会提交财政部编制的预算，决定恢复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恢复英镑的黄金外汇平价。这一主张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支持者认为这样做可以控制黄金外流，紧缩通货，降低物价。以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①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会造成失业增加。丘吉尔曾举行晚宴，邀请两派人士赴宴各陈己见，最后拍板同意支持者的意见。执行的结果，使1英镑升值到等于4.86美元的水平，为英国金融界财团增加了10亿英镑的额外收入。但这项改革对英国工业和工人阶级却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使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提价12%，造成竞争力下降。为了消除提价的影响，资本家便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将损失转嫁到工人身上。这样仍克服不了困难，到1931年，英镑不得不贬值，金本位制不得不取消。

　　①J.M.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经济理论中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

　　在处理国外债务问题当中，据陪同丘吉尔多次参加债务谈判的官员说，由于丘吉尔“对技术性问题一窍不通”，“很容易被我们从前的盟国请求他慷慨一点的呼吁所动摇”，他又过于急躁，往往被存心拖延谈判的对手所击败。本来德国向英国赔款和欧洲盟国向英国借款的数额，要多于英国欠美国的借款，但是谈判的结果，却使外国政府得到的好处多，而英国国库则吃亏不少。一位财政部官员说：“同法国和意大利的谈判自始至终是由温斯顿主持进行的，我们后来发现，这两个国家从温斯顿得到的让步，要比其政府授权其代表所争取的东西多得多。”

　　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报告，是财政大臣的重头戏。当丘吉尔从唐宁街11号财政部官邸走出来，嘴角挂着神秘的微笑，手中提着一个装着预算草案的红色小提包，前去议会说明预算的主要数字及其变动理由，提请议会审议时，成群的伦敦人和外地人都驻足而视，等待经过一次特殊庄严仪式之后公布预算，因为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其中的增税减税措施更是直接与千家万户的收入与支出息息相关。他提出的预算，在下院都能顺利通过。

　　出色的演说家以动人的言辞弥补了蹩脚的理财家之不足。他在议会发表的言论，以透彻的说理和深邃的目光而著称。一位反对派人士说：“他总是能够把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论题都阐述得清清楚楚，他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从而使听众确信，他刚才所说的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重要。”1957—1963年期间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说：“没有一个人不流露出对他所显示的机智、幽默、独创性和演说技巧的钦佩。”当然，他的预算演说的成功，主要还在于编制的财政预算符合和维护了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保守党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的利益。

　　丘吉尔实行的是一条紧缩政府开支的路线。他要求削减海空军的扩军计划，认为德国海军已被摧毁，日本同英国有同盟关系，英日之战在最近或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考虑海军经费的“基点应放在最近20年内不可能同一流的海军大国发生海战上”。这种错误的判断妨碍了英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面临强敌处于被动的局面。政府还削减了对医疗和失业保险的拨款，由此遭到工党议员的抨击。

　　在增收方面，恢复了对进口人造丝绸征税和战时制定的对进口高级消费品的征税，新开征了一些税种和提高了某些税率。

　　1926年提出征收赌马税，引起靠赌马吃饭的人的牢骚，而正统人士则指责这样做等于鼓励赛马赌博。尽管如此，1927年预算仍然出现3650万英镑的财政赤字，于是他便靠挪用修路基金、将付给酿酒商的信贷往后拖延等办法来解决。

　　丘吉尔的预算还被称为富人的预算。1925年他将所得税每英镑减少六便士。1927年他又主张取消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企图通过减轻企业主的负担而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由于内阁中对此有争议，最后折衷方案是将此税取消3/4。

　　丘吉尔的预算中也有促进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如发放孤儿寡母抚恤金，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从70岁提前到65岁。但是这些经费大多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靠雇主和就业工人捐助。

　　当时英国对预算计划的执行构成严重威胁的，是支柱产业煤矿工业的困难非常严重。由于成本增加，出口下降，矿主们提出要么将7小时劳动日改为8小时，要么削减工资。矿工们针锋相对地提出“工资一便士不减，工时一分钟不加”。谈判破裂，英国职工大会支持矿工工会，1926年5月4日发动了煤矿、铁路、港口、公共汽车和印刷工人参加的总罢工。

　　5月2日《每日邮报》印刷工人拒绝为一篇批评罢工的社论排版，随后伦敦报界的印刷工人几乎全部离开了工作岗位。

　　丘吉尔参加了内政大臣主持的供应与运输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是确保一切基本的公共服务行业在罢工期间设法维持下去。丘吉尔积极鼓吹和完全支持对罢工实行坚决镇压，并安排军队和招募的志愿兵，在警察控制不了局面时，穿便服、戴臂章　、持警棍去维持秩序。当时鲍尔温主张通过谈判与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丘吉尔则以炫耀武力挑动总罢工，然后再镇压。英国历史学家泰勒说，在这暴风雨时代，对于英国统治集团来说，丘吉尔比萎靡不振和贪图安逸的鲍尔温更加重要和不可缺少，他若把罢工搞垮，“就可以指望把鲍尔温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挤走”。

　　出自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本能与直觉，丘吉尔敏感地想到，必须出版一份临时性的代表政府发言的报纸。《晨邮报》的主编格温纳表示愿意将该报设备交政府使用，于是5月3日傍晚，丘吉尔便偕同空军大臣霍尔和一位低级大臣戴维森去报社，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三点，安排出版一份新的官方日报。5月5日这张《英国公报》问世了，一直出版到5月13日总罢工结束，几天内发行量从23.2万份迅速跃增到250万份，成为当时全球第一大报。报纸用的纸张，全部由政府出钱购买，这种破坏公平竞争的做法，曾引起《泰晤士报》抗议。作为出版人和主编，丘吉尔通过这份报纸不遗余力地攻击罢工参加者，使反对工人斗争的宣传攻势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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