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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880年7月，安东结束了第一学年的学习。这时已经跟《蝉》的编辑部闹翻了。他暂时没有写什么，而且正值暑假，想轻松一下，便离开莫斯科，跟他的朋友和房客到他父亲的乡下夏季别墅度假。在那里他尽情地游玩，到田野上散步，到小河里洗澡，在柳荫下垂钓。乡下缺医少药，附近的农民听说他们是医学院的大学生，有头痛脑热的，便来找他们诊治。契诃夫和他的朋友非常乐意，认为这是一个做实习医生的机会。他还跟朋友的小弟弟去田野捉青蛙、逮老鼠、捕鸟雀，拿回来做解剖实习，引得村里的小孩甚至大人前来围观。

　　从乡下回来以后，不知怎么塔甘罗格时期对戏剧的迷恋之情突然在他心中复苏，他想写一个剧本，并开始搜集素材，在脑子里构思。那年冬天，他利用寒假空闲时间集中精力写了一出四幕情节剧。这个剧本情节混乱，语言累赘，写好后他寄给马雷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玛丽·叶尔莫洛娃。不久稿子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气恼，把手稿撕得粉碎。但他写的初稿于1920年在他的档案中发现，并以《普拉托洛夫》的剧名发表，后译成英文时改为《没有出息的家伙普拉托洛夫》。

　　第五章　文学，最初的辉煌

　　1880年3月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以后，其间经历了与文学期刊《蝉》的编辑部的争吵，并与之断绝关系，随后契诃夫的写作出现了一段间歇。他在思考，在辨别方向，在思考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他的创作很快出现了高潮。

　　他用各种形式写作，笑话、故事、小品文、小小说、小剧本、短篇小说等。而且在作品风格、形式和写作方法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之路。

　　1.在歧路口上

　　契诃夫在医学院学习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为他把医学作为终生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医学道路上可说是一帆风顺，一片光明，而在文学道路上，则荆棘丛生，阴云密布。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新闻出版界的高压政策，对报刊杂志的审查、禁锢愈演愈烈，使俄国的文化界死气沉沉，毫无生气。这种环境，使契诃夫的文学工作受到了种种限制，失去了自由写作权利，只能按报刊编辑们规定的题目，确定的调子，去写自己不愿写的文章；另一方面整个文艺队伍成分复杂，斗争激烈，使他经常受到包围着他的敌对势力的嫉妒、讽刺、讥笑、诽谤，干扰了他的正常生活与学习。而且，那时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报刊，大都是一些格调低、庸俗、带有商业企业性质、以营利为目的的东西，稿酬既压得很低，发放又不准时，使他经常陷入经济困窘之中，为一家人挨饿而苦恼。

　　面对这种情况契诃夫应该怎么办呢？是消沉下去，堕落下去，作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呢？还是向现实抗争，求得生存权和自由创作权呢？

　　在那个所谓“理想崩溃的时代”、“年轻一代是垮掉的一代”的时代里，的确不少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苦闷、彷徨、失望、消沉、堕落而最终被毁灭了。

　　青年诗人雅库博维奇·梅利申在他的一首短诗中写道：

　　上帝诅咒的一代人啊，
　　我为你们的苦难哀吟……

　　另一位青年诗人纳德松在表现自己这一代的苦闷时写道：

　　拉开窗幔——引不起新的激情，
　　望不见幸福何处，也无诱人珍闻；
　　依然是叫人疑虑的表面宁静，
　　痛苦的胸中仍笼罩着失望的阴魂。

　　在契诃夫创作的初期，他周围一些性格比较脆弱的人，由于对俄国的现实感到悲观失望而萎靡不振，逐渐堕落，最后自毁。如契诃夫的朋友加尔申，他的忧郁的短篇小说是契诃夫非常欣赏的。他心地善良坦率，但性格十分敏感和脆弱，经受不住波别多诺斯采夫时期的艰难，心情沮丧，患了精神病，扑向飞转的旋梯自杀身亡，时年32岁。

　　另一个朋友帕尔明，这是一个待人宽厚，热情洋溢，而且满脑子理想诗情的人。他按照涅克拉索夫的传统写诗，《点滴》编辑部认为他是一位诗人的典型。此人最憎恨庸俗行为和说谎。但书刊检查官认为他是“红色分子”，并说“他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毒汁”。契诃夫以能和帕尔明交往感到很高兴。

　　但帕尔明一天天堕落了，他酗酒成性且越来越厉害。

　　与契诃夫有较深友谊的画家列维坦，在绝望中曾企图自杀。

　　伏特加酒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越来越大的诱惑力，由于看不见光明，人人酣醉狂饮，借酒浇愁。契诃夫的两个哥哥也都是酒鬼，他们的堕落，自然有其品质上的原因，但与那个时代的影响不无关系。

　　当时，文学界有些嫉妒契诃夫的人，也预言契诃夫将因“酒精”中毒而死于栅栏旁。

　　在这个青年一代彷徨犹豫的十字路口，契诃夫在初登文坛，南墙遇阻之后就停止写作，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成为莫斯科酒徒，也是可能的。

　　然而契诃夫没有陷入萎靡不振，没有纵酒为乐，没有变得精神病态。他的精神首先寄托于医学，这是波别多诺斯采夫禁止干涉不了的，至于那种黑暗环境，郁闷文坛，他像在塔甘罗格时期对待空虚无聊的生活那样，用戏谑的方式去对待，用幽默逗乐解除自己的困境，求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2.巧遇莱金

　　契诃夫多次谈到他对医学和文学的态度。他说医学才是他的合法“妻子”，文学是他的“情妇”，他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同医学联系在一起，“直到进棺材以前，我都不会放弃医学。至于文学我迟早是要和它分手的”。

　　他的合法“妻子”——医学，既有媒人，又有主婚人，媒人是谁呢？就是塔甘罗格语法学校的校医，是这位校医使他萌发了学医为人解除病痛的念头。而主婚人则是他的母亲，叶甫盖尼娅·雅科夫列夫娜。她曾一再叮嘱儿子在语法学校毕业后进医学院学医，认为医生是最好的职业。这似乎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而跟“情妇”文学则是自由恋爱，比合法“妻子”

　　医学结识更早，在少年时代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思之甚切，爱之弥坚，真可谓“青梅竹马，耳鬓厮磨”，情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了。

　　契诃夫对文学的感情并不亚于医学，他之所以说最终和文学分手是因为他对当时已经取得的成功，对自己作品的价值估计不足，怀疑自己算不算得上艺术家，何况他最初写作原本不过作为挣钱的手段，供小市民逗乐取笑，消愁解闷而已。人的兴趣和爱好有极强的延续性，一旦跟文学打上交道，哪怕是抱着十足的实利或消遣的态度，最终会产生出意想不到的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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