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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契诃夫集中了全部精力写《草原》这篇作品,他写道:“我在自己的《草原》上耗去了许多心血、精力和脑汁,我夙兴夜昧,奋笔疾书,不遗余力,以至累得疲惫不堪。成功与否我毫无把握,总之,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已经不能写得再好了。”

  他怀着十分兴奋、畅快的心情写这篇作品,把自己对草原上的感受和爱凝聚到笔尖上。“我描写了平原、紫巍巍的远方、牧羊人、马车夫、神父……

  夜间的大雪雨、马车店、大车队、草原的鸟雀,每章都自成一个独立的故事,前呼后应,紧密相连,丝丝入扣,使文章有共同的基调,共同的气氛。用一个主人公把通篇联系起来……”他还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写得酣畅淋漓……不慌不忙,犹如一个美食家品尝一只山鸡,既津津有味,而又不慌不忙。”

  《草原》总结了作家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极充分地表现出契诃夫式的抒情散文的巨大潜力——揭开了契诃夫新的艺术视野。

  《草原》在《北方通讯》三月号上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轰动,纷纷发表极其热烈的赞美之词,列斯科夫称契诃夫为天才,谢德林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给其更高的褒扬。《新时代》的评论家布列宁把他比作果戈理和托尔斯泰,青年作家加尔申在各个沙龙朗读这篇作品,并宣称:“一位第一流的作家在俄罗斯出现了……就像破了一个脓包,我现在感到舒服。”

  《北方通讯》编辑部付给了契诃夫1000卢布稿酬,这使他大吃一惊。他每遇到一个朋友,就要炫耀一番,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1888年9月,契诃夫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苏沃林的豪华别墅度假回到库德林斯卡娅花园大街那个“五斗柜”以后,他又咯血了。身体健康的下降,吵闹不休只会伸手要钱的家庭,使他产生了新的烦恼。

  然而正在这时,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进了“五斗柜”,使他顿时精神振奋。他的小说集《黄昏》、《苦恼》出版以后,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给他普希金奖金。他曾一直盼望得到这一奖赏,但觉得没有多大把握。

  接受奖金时,他像“一个热恋的男子”一样狂喜不已。整个家庭都为这个胜利的喜悦所感染。他的父母高兴得无法形容,他的妹妹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所有朋友,到处加以宣传。契诃夫给苏沃林写信说:“我太幸运了,竟至带着猜疑的目光睥睨上天,我想藏到桌子底下去,静悄悄地呆上一会儿……

  我要把500卢布的奖金存起来,留着买一个农庄。”他还给科学院院士格里戈罗维奇写信,他相信格里戈罗维奇给他带来了好运,他还以满意的心情,写信向科学院院士们表示谢意。

  普希金奖公布以后,他的朋友、亲戚纷纷拍电报,寄贺信,向他表示祝贺。他接连不断地出席了各种招待会、宴会和演讲会,他一时间好像上了九层天。然而他没有被这种极高的荣誉冲昏头脑,仍然是那么谦虚。他在给文学界的一位朋友写信回答祝贺时说:

  “……我感到非常幸运,还有许多人能有希望得到科学院的桂冠。我所写的一切,过五至十年就会被遗忘。但是,我铺就的路,将会完整地保留下去,不受损毁,这是我惟一的功劳。”

  契诃夫这句话是指他把小品文提高到了伟大的文学形式的水平,俄罗斯生活伟大时代的水平。

  第十章 天才啊,你属于谁

  从188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仅仅几年时间,契诃夫就成长为俄罗斯新一代艺术大师,第一流作家。这个时候他年方25岁。

  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他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才能比莫泊桑更精深。高尔基称他为“非凡的文学天才”。有的人甚至把他比作闪闪发光的星星。

  这位天才作家是怎么获得如此伟大的才能的?他的成功有什么奥秘?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1.用青春作代价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非贵族民主文学事业的境况是十分艰难的。

  在波别多诺斯采夫反动政策的高压下,在跟贵族资产阶级文学的激烈斗争中,许多人或因丧失了气节,或因精疲力竭,或因意志消沉,而被毁灭了。

  契诃夫强烈地意识到来自社会底层而登上文坛的人处境之艰难。他在给拉扎列夫·格鲁津斯基的信中说:“我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幸运儿’,在文学事业中我是从《娱乐》《潮流》深处蹦出来供观赏的东西。我是贵族中的小市民。而这样的人是不会坚持很久的,就像急促绷紧的琴弦不能经久一样。”

  在小说《庄园》里,契诃夫塑造了一个地主宗教反动分子的形象,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对非贵族作家的看法。这位地主推断:所有伟大的俄国作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都是贵族,非贵族作家没有创造过也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契诃夫在开始走上文学道路时经常遭到包围着他的敌对势力的讥讽嘲笑,当他遇到什么麻烦时,那些人立即幸灾乐祸。

  契诃夫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得不严肃思考一个非贵族出身的人为了求得知识,学习创作而做出的奋斗之艰难。他深深懂得从一个社会环境转到另一个社会环境,从黑暗愚昧转入作为贵族资产阶级核心的有极高文学艺术才能的知识分子圈子,必然会引起深刻的内心震动和沉重的思想负担。出身微贱的人得有特殊的责任感,他们必须时刻小心翼翼,为争取创造性劳动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为自身的生存而不懈工作。

  在1889年1月,契诃夫致苏沃林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名言。

  “贵族作家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获得的东西,非贵族知识分子则要用青春作代价去换取。你可以写一篇这样的小说:一个青年人,农奴的儿子,当过店铺老板、教堂唱诗班的歌手,上过中学,进过大学,受过严格的等级教育,吻过牧师的手,崇拜别人的思想,为每一块切成小片的面包感恩戴德,上学没有皮靴,经常挨打受肉体折磨。写吧,写这个青年怎样从自己身上一滴一滴挤出奴隶的血,写他怎样在一个美丽的早晨,一觉醒来,感到血管里流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

  契诃夫的这些话,对自己走过的为争得真正的人的资格而奋斗的道路做了总结。他号召他的朋友、亲人跟他一道去战胜整个农奴制度。

  契诃夫认为为非贵族民主文学而斗争是集体的事业,要依靠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他在回答文学界一位朋友声明“他,契诃夫是站在他们这些小野兽中间的‘大象’”时,写道:“……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单个的人,不会成为‘我们中间的任何大象’、任何别的什么巨兽,而我们整个一代人的努力是能够捕捉到的。把我们大家召唤到一起的将不是契诃夫,也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80年代’或是‘19世纪末期’。”所以契诃夫始终站在反对农奴制斗争的前沿,把自己的创作与之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把所有心性与他贴近的有才能的文学家吸引过来,发动起来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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