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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他接连写出了《彼什奈格人》《在故乡》和《手推车》。这种带病写作的拼命精神，搞得他精疲力竭，结果他又吐血了。但是，他和往常一样，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在一封信里说：“我不时地吐血，但丝毫不反映我的健康状况，我像一头还未配种的牛犊一样，整天活蹦乱跳。我至今没有结婚，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我是个完全自由的人！”然而，话是这么说，而病却是客观事实，他仍然继续吐血，只是比在莫斯科时略好一些。

　　在尼斯，契诃夫对法国居民的文明程度颇为赞赏。在他的印象中，法国人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教养，热情好客，主持正义。他说：在这里随便碰到一条狗都有点文明味道，在商店和列车上，人们互相打招呼都用“你好”，连跟乞丐说话也称之为“先生”。特别是那年11月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契诃夫对法国人主持正义、独立思考的精神更为敬佩。

　　德雷福斯是法国总参谋部欧洲炮兵旅大尉，被指控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判处他终身监禁，并流放到“魔鬼岛”服刑。然而这个罪名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叛国者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匈牙利血统的埃斯特哈兹，这已经被德雷福斯的兄弟公开揭露，军队上层人士出于盲目排斥犹太人的意图，把德雷福斯作为牺牲品。

　　审判过程的卑鄙无耻，对一个无罪的人公开判刑，在全欧洲激起了极大愤慨。围绕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后来竟变成了反动教权派和进步势力之间激烈的争论。为德雷福斯辩护，法国大作家左拉写了致法国总统的《我的控诉》的公开信，发表在《震旦报》上。这是反对法国整个上层当权者，反对整个反动势力的威严的意见书。左拉指出法国参谋总部、军事大臣、法院在明显地说谎和诬蔑。

　　因此，左拉被指控为侮辱政府罪，并给予法律制裁，判了他一年徒刑，撤销了他的荣誉勋位。但是这个判决对反动当局是不利的，因为德雷福斯被判罪的文件是伪造的，伪造文件的主谋已被揭露出来了。

　　于是德雷福斯案件不得不进行复审，德雷福斯被从流放地带回后，1899年末二次开庭。为了顾全面子，反动当局仍坚持德雷福斯有罪，不过这一次“应予宽大处理”。其后，法国总统发布了对他的赦免令。

　　契诃夫不仅密切注视着这个事件的发展，而且以他特有的审慎态度详细地研究了审判的记录材料。毫无疑问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法国反动当局不仅陷害德雷福斯而且陷害左拉的行为引起了契诃夫的厌恶之情。

　　反动报刊包括苏沃林的《新时代》都站在法国政府和军队一边，诽谤诬蔑德雷福斯和作家左拉。契诃夫本来希望说服俄国朋友相信左拉无罪，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苏沃林竟然同意在其主办的《新时代》上发表对左拉和德雷福斯充满敌意的文章，诬蔑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都是接受了“欧洲工团”贿赂的人，这使契诃夫感到很失望。

　　2.真正的光芒

　　契诃夫无比敬佩左拉的正直和勇敢，他从尼斯写信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站在左拉一边。自从抗议信发表以来，左拉的威望更高了，好像一阵轻风吹过，每个法国人都感觉到，多亏上帝，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当一个无辜的人受到诬告时，会有人出来为之辩护。”

　　苏沃林在自己的报纸上诋毁左拉和德雷福斯，无论如何不能做出“与己无关”的样子。契诃夫早就克服了使他跟苏沃林的报纸断绝关系时那种政治幼稚病，现在契诃夫眼里的苏沃林已不再是一个文学家，他现在的表现简直是一个无聊的反动政客。他对苏沃林已不抱任何幻想，他看清了苏沃林的政治品质，给苏沃林写了一封意味着跟“老头子”彻底绝裂的长信。在信中给“老头子”介绍了事件的始末，谴责右派报刊在法国煽动反犹情绪，妄图掩盖事实真相。他称赞左拉为推翻令人震惊的错误判决，勇敢地投入战斗的精神，他说：

　　“左拉在法国人面前放射出真正的光芒，没有人怀疑他有着纯洁高尚的品德，最基本的一点是：左拉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的判断完全基于亲眼目睹的事实，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只看表面现象……即使德雷福斯有罪，左拉也是正确的，因为作家的责任不应该是去指责和迫害，而是要为人辩护，包括为那些已被判刑和开始服刑的罪犯辩护，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只是在受到政治攻击而被迫自卫时才应该参与政治。”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批评了苏沃林“只看表面现象”，“不应该去指责和迫害”，另一方面赞扬了左拉的纯洁高尚品德及其执行一个正直作家的神圣责任的正确性。

　　这种鲜明尖锐的政治态度对这一时期的契诃夫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后，契诃夫开始更经常地热情地留心着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注视着社会高潮中的种种迹象。

　　苏沃林十分清楚，他跟契诃夫的亲密关系已经结束，但他仍做出一切都像过去那个样子，他们虽然还继续通信，但只是维系着那种友谊的习惯而已。

　　3.最后的决裂

　　跟苏沃林的决裂对契诃夫来说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是他们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1893年契诃夫与《新时代》断绝往来使他们的友谊初露裂痕，那么德雷福斯事件则是这一裂痕的扩大和加深，而紧接着出现的几个事件，则使他们的友谊彻底破裂，连那种“友谊习惯”也难以维持了。

　　德雷福斯事件过去不久，契诃夫就返回俄国，仍旧住在梅里霍沃庄园里。

　　这时他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出版自己的文集，本来在1898年他还未去尼斯疗养时，就对苏沃林提出出版文集的事。其目的，一方面想把自己的文学遗产整理一下，另一方面可以摆脱家庭经济开支的困难。由于他原来的小说都是苏沃林出版的，所以苏沃林便答应下来，并开始筹备，但进行得拖拖拉拉，很不顺利。契诃夫深感失望，他开玩笑说：如此速度，到1948年也出不齐。

　　这时候著名出版商马克斯乘隙而入，他表示愿意买下契诃夫的全部著作的出版权，许诺以最快速度出版，并立即付给他一笔优厚的信息费。契诃夫这时由于开支很大，正需钱花，而且他想有了这笔收入他将不再为生活发愁，也会使母亲和玛丽手头宽裕一些，便下决心以7.5万卢布与马克斯成交。

　　契诃夫这样做，对苏沃林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作品由苏沃林出版早有承诺，他们的合作已长达13年之久，现在契诃夫忽然毁约，并表示不考虑他的任何反对意见，如此坚决地跟他分手，怎能叫他不伤心呢？尽管契诃夫向苏沃林多方解释，但怎么也不能使苏沃林已经破裂的伤口愈合。

　　19世纪末，俄罗斯正在酝酿着一场革命大风暴，作为其前奏则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1899年4月在彼得堡发生的大学生罢课事件，震撼着整个俄罗斯。学生同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许多青年学生遭到逮捕，不少学生被学校开除。契诃夫，作为鼎鼎大名、威望很高的作家，一方面罢课的学生向他写信，请求他支持，另一方面不少人向他请教对时局的看法，这使契诃夫感到为难，只好像过去那样，以艺术家不介入政治事件予以推辞。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工作是写作，仅仅是写作。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或表示愤慨，或表示谴责，那么我们只能使用自己的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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