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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戈德施米特是一九三六到美国的，那一年麦克林托克去密苏里。希特勒正在台上。戈德施米特认为必须离开他在柏林威廉大帝工学院的职位。伯克利加州大学适时地为他提供了一个新家。多年以来，戈德施米特一直是一个对染色体和孟德尔遗传学不留情面的批评者。他在发生生理学和自然史的工作使他确信：基因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因子、“绳上的念珠”的概念，在科学上，同样在哲学上都是不充分的。在三十年代中期，牢固地确认了一个重要的、麻烦的新现象——果蝇的“位置效应”（艾尔弗雷德·斯特蒂文特创造的一个专用名词）。一个特殊基因的表型表达（名为“棒眼”，因为它出现了形状如棒的眼）表明它取决于在染色体上的相对位置。对戈德施米特来说，“位置效应”最终证明了绝对需要一种激进的、不同于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新解释。他一到美国就宣称：“基因的理论是——死了！”

　　戈德施米特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较为动态的理论来代替那静止的经典的理论，这个理论摒弃了个别的基因作为分散单位的概念。相反，他提出染色体作为一个整体是遗传控制的动力。他争辩说，遗传的改变可能（或多或少地）与染色体的特殊“位点”有关，但它们是影响作为整体的染色体机能的部分重排的结果。他系统地阐述说，“大突变”——对生物体有很大影响的染色体重排——很容易看得出来，这就克服了在解释新物种起源概念上的困难。在同一设计思想中——这在以后是麦克林托克阐述机制时高度思维的前驱思想——戈德施米特同样也对发育问题作了解答。他推论说，导致不同的染色体片段在不同的时间里激活（或表达）的结构的改变能够控制发育。

　　戈德施米特的美国同事们并不接受他的挑衅性的挑战，有些人只当他是一个“故意妨碍议案通过者。”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置于公开受非难的地位。由于对他的论点缺乏支持和观察，他终于受到全盘的抵制。说得最好，这些论点看来是“哲学性”的，说得最坏，它们是完全“错误的”。

　　他的遗传理论引起了对经典基因概念一些较重要难题的注意，但由于缺乏实验事实的支持，它无法幸存下来。当时，通过观察已充分地证实了点突变和基因的独立单位的概念；在很多基本问题上，以戈德施米特的地位也稳不住脚了。今天，在另一方面，染色体重排的证据正不断地被发现，有关说明新物种起源的间断变异必要性的论点再次受到了注意。根据今天的认识，显然，戈德施米特的论点至少抛弃得太急促了。斯蒂芬·古尔德写道：“……（新达尔文主义者的）综合理论把戈德施米特漫画化了，把他搞成了他们的‘替罪羊’。”终戈德施米特之生，他一直是永不悔改的遗传学理论的批评者。他死于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旧世界的生物学家，他为他的事业作出了长期的、杰出的贡献，但他是一个被现代遗传学家社团所遗弃的人。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为我们提供了精巧得多的异端的观点。与戈德施米特不同，麦克林托克的工作处于细胞遗传学研究的主流上。她完全属于孟德尔遗传学时代，他在建设孟德尔理论的染色体基础上有重要的建树。然而她和戈德施米特有许多兴趣和保留意见是相同的。她钦佩他的批评能力，她对同事们的某些设想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进化问题上。

　　在气质上，两人想必完全不同。戈德施米特轻浮，而她含蓄；他是狂妄的，她是谨慎的；他的许多理论是基于不充分的证明之上的，相反，麦克林托克则要求通过实验得到证据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她的论文的特点是小心的阐述，而有关观察的证据却坚持了新生物学的最高标准。（事实上，马库斯.罗兹评论说他把她的论文作为明晰精确的科学教材使用。）由于这些原因，麦克林托克就不那样容易受到象戈德施米特那样的批评。她用他提出的新遗传学理论严格地批评自己——“它们是由无知制造出来的”——但她认为关于进化方面他还是对的。她敬重他的勇气和能力，他证明了别人所看不到的或乐意忽视的问题。

　　尽管麦克林托克本人具有对正统观念进行抨击和批评的倾向，她在这期间充分地得到了遗传团体给她的好处，避免了使戈德施米特陷入其中的那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她只是私下进行批评，只对她接近的朋友说起那些事。她的不落陈套更多地表现在她工作的风格和重点上而不表现在直接的理论性的争论上。

　　在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特殊的科学风格已被很好地确立了。她应付自如。那独有的特征是性格上的两极：这是从两种相反的倾向中辩证地导出的。读者可能记得起在前面的章节里，摩尔根把她的工作特征刻划成“高度特殊化的”。虽然很少有人会认为摩尔根所描述的玉米遗传细胞学的范畴比果蝇遗传细胞学更为狭窄，麦克林托克科学兴趣的那一面，可能很容易地使他会这样进行描述：她注意的重心是最最微小的东西，她搜寻每一条可见的染色体改变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她的一丝不苟和严谨，再加上第一流的技术——所有这些可能使人认为她研究的重点是狭窄的。事实上，她坚持进行探索的不是别的，而是对整个生物体的了解。

　　“了解”一词和她所赋予的特别含义是：它成了她整个科学研究的奠基石。对于她，最微小的细节也提供了较大的整体的钥匙。她的信念是越集中注意力，她就越注意某一棵植物、某一颗籽粒和某一条染色体的完整的特征，她对玉米植物作为一个组织化的整体的普遍原理就了解得越多，她“对生物体就越是钟情”。

　　她所讲的、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了解”的意义的故事使人回想起可能被称为“博物学家”的传统——这一传统在生物学方面极大部分早已被实验传统所代替，可是那踪迹在三十年代中期依然存在。麦克林托克能够合并、综合这些不然要完全通过实验才能成立的踪迹。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在真空中发展，但是要找出任何认为是与她的思想基础直接有关的智力上的影响却是困难的。倒不如说，看来她通过自己个人奋斗的道路完成了这一综合。与其说她受外界力量的支配，还不如说她受内在力量的支配。她的故事本身就反映了这一点。

　　例如，她讲到在她早年在密苏里的时候的一次经历，她在考虑如何对环形染色体进行描绘。“大部分时间环形染色体进行半保留复制，但偶然通过姊妹线交换产生了比一般的大一倍的环，它有两个着丝粒。”她说，“在后期（那两个着丝粒）开始走向相对的两极，但（由于）它的环是一般的两倍，它断裂了，在不同的地方断裂，断裂端愈合形成与旧环不同的新环。如果这些环比较小的话，它们常常会丢失而不形成细胞分裂的末期。在我所栽培的植物中间，我处理过各种各样的组合：可能有一个、两个或三个环。一个环可能小些，另外两个可能略大些。在这些植物里，环形染色体携带着显性基因。为了得到隐性表达，带基因的环就得流失。”

　　在辨认染色体由内部结构改变而显示出来的外部特征方面，她变得如此的熟练，以致于只要看一看植物本身，就能知道以后在显微镜观察下所呈现的细胞核情况。“在检验染色体之前，我穿过田野。我对每棵植物作出猜测，它应该有哪一种环，是一个、两个还是三个，是小是大，哪些组合了？除了一次之外，我从来没有错过。当我检验这一棵植物时，心里难受极了。我跑步穿过玉米田。它错了，它没有象我笔记本表明的那样！我发现……记错了号码，我记的是旁边那棵植物的号码，而那一棵我还没有切开呢。接着什么事情都又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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