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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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及早获胜意味着在衣阿华州获胜。这也不能站在得梅因堡饭店的走廊里通过游说来取胜。它意味着竞选运动的时间很长：从早晨6点钟或更早一点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钟或更晚一点，单独会见和小批会见。另外要做些小事情，如按时间表停留、准时办事以及不管事情怎么小也要遵守诺言。1980年竞选运动中我喜欢的许多报道之一是，我在衣阿华州埃克塞特如何最后赢得一位小学教师的一票。“听罢布什的讲话，我并没有受感染，”她告诉一位记者。“他答应要在7点钟到那儿，并在7点3O分讲话——果然他做到了！” 　　我们并非忽视在衣阿华州举行群众大会。而情况正如我们30岁的竞选主任里奇·邦德关于制定程序所说的那样，“州委会每星期送来一份共和党日程表，我们查对每项活动，打电话告诉当地主席说，‘我们会到那里去。’” 　　我过去和现在感到，在一场政治运动中，什么也敌不过个人面对面的接触——不仅仅要和人们谈和谈他们，还要倾听他们要说什么。　　那就是我们在衣阿华州的竞选计划：早早开始，挨个地进行活动，在工作上胜过反对派。这在华盛顿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年多来“零售”的竞选活动已开始产生效果。就在我们离开得梅因去克利夫兰之前不久，在衣阿华州共和党人的一次集会上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投票。我领先。仅仅靠这一点，那次测验投票是不会被全国新闻界或反对党认真对待的。他们把那次调查当作偶然的不科学的调查，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给一笔抹掉了——而对我们来说那倒是不错的，因为在一个州举行预选或党的干部会议的竞选战略的头一条原则是麦卡锡的“最低期望法则”。　　在1968年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期间，当吉恩·麦卡锡在反对约翰逊总统方面做得比预期还好时，约翰逊确实领先，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新闻界说结果是麦卡锡取得了胜利。这一切说明，我要在衣阿华州“取胜”，必须做得比新闻媒介规划得还要好。当时我正在竞选中争取领先，不过即使我已接近第二位——正处于霍华德·贝克、约翰·康纳利及鲍勃·多尔这些较有名的侯选人之前——也会由于我是里根争取提名的主要竞争对手而使我被甩到一边去。　　衣阿华州曾经是1976年民主党竞选运动令人诧异的地方。我们的竞选计划就是要使这个州成为1980年共和党竞选运动令人诧异的地方。　　光靠金钱不能获得现代竞选运动的胜利；假如能够的话，纳尔逊·洛克菲勒在1964牛和19684早就被选上了，而约翰·康纳利在1980年共和党提名中也可能获胜——或至少比他实际在竞选中所做的更强有力些。但是在现代竞选运动具有马拉松性质的条件下，一个候选人投入总统竞选而没有财政后盾，那他面临的不利形势是不可克服的。　　运动结束后，我在衣阿华州竞选花掉462388美元，在新罕布什尔花掉264857美元。而这仅仅是竞选总统高额费用的开端而已。　　资助赢得总统竞选的关键不光是筹款，而是要懂得何时何地和如何花钱。在理论上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实践中一场政治运动是像一个联邦政府机构：除非去控制它，否则它就会照财政特有的活动方式运行。大部分竞选组织容易变得头重脚轻，上层臃肿，充满专业工作人员。上层机构越是臃肿，有权花钱的人也就越多，而由于上面没有强有力的指导，就更加大手大脚起来。我听到过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总统候选人由于竞选费用失控而负债累累。布什的竞选总统组织紧紧地——确实紧紧地——掌握竞选活动的预算。　　在整个1978年和1979年，我与吉姆·贝克和我的主要全国基金筹集人鲍勃·磨斯巴兹以及弗雷德·布什（不是亲戚，只是像鲍勃一样是老朋友）举行过无数次艰难的会议。在与我们的依阿华州竞选领导人乔治·维特格拉夫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休·格雷格商量之后，在通过早期竞选方面我们对最好和最坏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估计。我说“通过”的意思是，要么痛痛快快地战而胜之，要么把竞选运动搞得足以存在下去。　　如果乔治·布什在衣阿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竞选后依然是个带星号的侯选人，对未来如何并不抱什么幻想。在政治运动中首先作出贡献的是亲友们和真正相信候选人的人。在这以后，运动要进行得足以吸引这样的捐助者，他们对候选人的真诚和热情由于有一种与胜利者在一起的愿望而经受得住考验。　　1980年共和党总统竞选将在领先者罗纳德·里根和另外一个在早期阶段做得不错的候选人之间展开争夺。假如我在衣阿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赢了或者居于第二位，钱就会来了；如果我未能超出新闻界的最低期望，我就要结算我的竞选帐目并在看台上坐下来当一名旁观者。　　克利夫兰原先计划10月15日星期一晚上在一个私人家里作为筹集资金的接待站。那个月的飞机票已订妥了，中途只有一次在休斯敦停留24）小时。大概那天是14号——阴天，星期日，我正在斯托弗饭店打开我的行李包。　　但是在13号那天，吉姆·贝克从得梅因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还有一个活动项目要填入计划。我突然被邀请在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人联合会克利夫兰分会上发表讲话。经验告诉我，接到紧急邀请在黑领晚宴上去讲话就意味着那一团体的原讲话人因故而不得不取消了。我究竟是代替谁呢？是亨利或者兹比格？这无关紧要。这是给拥有12O0名社团领袖的有声望的听众传送外交政策信息的一个绝好机会。　　我在家乡休整一天太浪费时间了。但正如吉姆指出的，在饭店多住一夜有什么不好？　　有个故事说，埃德·马斯基有一次在1972年总统竞选期间由于日程安排太多就对他的工作人员大发雷霆。后来，他变得面如猪肝，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马克·希尔德在马斯基桌子另一边弯下身子说：“参议员，我知道这是个很棘手的运动，但请记住，我们都是站在你一边的人。” 　　小飞机在空中上下颠簸地穿过好几英中的中秋气流把我们带到克利夫兰，一路上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吉姆·贝克是站在我一边的人之一。　　皮特·蒂里太悲观。我的记者招待会吸引了不止一位特约记者。我们有两个地方电视台工作人员和三个文字记者。但那个会仍旧开得令人失望。　　我希望就外交政策提出问题，因为那是我即将演讲的主题。但是有两件事是例外的——其一是有关钢铁的进口问题，其二是有关中央情报局的问题——与会的记者想要知道的却是总统竞选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里根能否在首轮投票中取胜？肯尼迪与卡特竞选将如何？　　这就是约四年前吉米·卡特抱怨过的新闻竞争合并症。当时卡特说，看来他的巡回记者唯一感兴趣的东西是竞争的策略部分——谁领先，谁落后。他就经济状况发表了演说，但后来人们问起的却只是投票结果，而这与他的讲话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当他回答那个问题时，新闻媒介便大事渲染他的回答，而不理睬他的讲演；然后，伤害之外再加以侮辱，报纸社论还要嘲弄他在演说中没有提到这些问题。　　吉米·卡特同我在政治上一致的地方并不很多，但那件事是一致当中的一个。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认识到回答有关竞选运动的程序问题能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实质性问题。但最糟的是，在还没有最后理解之前，我已去解答问题，我告诉在衣阿华的听众和记者说，我的竞选运动愈来愈有了势头。这就产生了两个在运动期间引人注意而后来反而用来嘲弄我的词汇之一。“巫术经济”一词是彼特·蒂里想出来的，但我得责怪我自己借用“星期一晚上足球”节目中唐·梅雷迪思的词汇“大势头”作为我心目中运动势头的代词。　　可是至10月中旬星期日，“大势头”仍然尚未波及克利夫兰市区。在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在参加全国基督教徒及犹太人联合会晚餐会之前先回我的房间休息了几个小时。这种活动前的小休定为“停工期”，这完全符合我的心境。我给巴巴拉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们已平安到达克利夫兰，并且告诉她来自衣阿华州有关民意测验的好消息。她从我的嗓音中便知道我是很劳累的。路上一连行程两个星期和将近半年的艰苦竞选活动之后，我竟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把饭店里的一个房间开始看成另一个房间。　　在每一场政治运动中，一个候选人会经历情绪有起有落的周期，甚至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也是这样。不仅投票有这种情况，自己也是这样。有时候这些周期只持续几小时，在别的时间，有时则持续好几天。有的时候一觉醒来或者熬过30分钟便过去了；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拖下去，影响候选人发表演讲、接受电视采访和全面看待运动。　　他或许对需要全力参加运动开始有了另外一种想法——像我给巴巴拉打完电话后有过的那样——自问在星期天下午，我满可以在家里，干嘛要在这里呀？或者他也许甚至会问起最基本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次竞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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