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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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在1980年竞选运动初期，罗杰·马德在电视采访中问特德·肯尼迪“你为什么要当总统？”肯尼迪听了甚感意外。肯尼迪没有及时地给予清楚而有力的回答是个过错；但是任何老老实实的总统候选人都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罗杰·马德突然问我那种问题，我会怎么说呢。　　即兴的和完全适合于30至6O秒钟电视时间范围的简明快速的回答是有的。1960年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解释说，如果你从事政治，那是由于你要做到某种事情，而如果你要做成某种大事的话，白宫就是你采取行动之所在。休伯特·汉弗莱说，他竞选总统是同他过去做任何其它事情一样的原因，因为它是“我份内的事”。也许特迪·罗斯福告诉过马德，他是一个负有使命去拯救美国灵魂的人，而白宫是个“盛气凌人的布道坛”（虽然据一位当代专栏作家说，他的堂弟富兰克林本来没有能力回答那个问题，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仅仅是一位“没有担任那项重要职务的资格却非常想成为总统的老好人”——这表明在选举年里有失误的并非仅仅是侯选人）。　　吉米·卡特说，他成为佐治亚州州长之后曾有一次机会见到一些国家领导人——尼克松、福特、特德·肯尼迪、汉弗莱——而他的结论却是，“我没有对国家作出的贡献，他们就一定能作出吗？” 　　1977年我返回休斯敦之后，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于是我决定过一段隐居的生活。到那时为止，我已在政府工作10多年了。我在接近行动中心的一些地方——国会、联合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国、中央情报局——已经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我了解了两届政府期间白宫内部的工作情况并且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运转白宫的概念——至少如果我有机会的话，知道将如何运转它。　　观察一下1980年提到的总统候选人，我看得出他们的资格条件并不比我好，而他们在政府和商业方面工作的经验也没有我的经验那么广泛。　　我还看出另外的情况。吉米·卡特已开始愈来愈像一位只能当一任的总统。1976年他提出的口号是“为什么不要最好的呢？”他竞选的主题是美国人民理应得到比目前他们在华盛顿得到的领导还要好的领导。　　但是作为候选人的卡特答应过的事情，作为总统的卡特却没有履行诺言。在任期快满的时候，他把他的政府遭到失败归罪于国家。1979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把国家存在的问题——两位数字通货膨胀、高利率、失业、经济停滞——最后归之于他所谓的一个全国性的“信任危机”和“精神不适”。　　这就是一位美国总统所说的难以置信的一番话。在休斯敦收听到这个讲话后，我比过去任何时侯都更加确信，卡特和民主党都不能解决国家在8O年代所面临的问题——白宫需要有新鲜血液，需要有个相信现存社会制度并信任人民的人。　　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法定年龄的一代人具有那种信任。国家的情况虽然不好，但我们一刻也没有怀疑过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首先是我们的国家精神——将支持我们克服困难并获得成功。不管你是否赞成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纲领，那是30年代和40年代他领导的才华。而在50年代里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才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艾克两位作为总统都相信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信任人民；他们对祖国的未来是乐观的，在战争年代里及和平时期，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富有感染力。　　对我说来，这就是30年代、50年代或8O年代总统领导的本质。美国需要椭圆形办公章里有一位能使人民重新信任我们制度的人，需要一个能使国家精神重新发扬的领导者。　　到1979年5月1日——我宣布侯选人资格的日子——如果罗杰·马德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总统竞选，我的回答将是：第一，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像罗斯福或艾森豪威尔那样的人参加竞选；第二，因为我们需要比卡特所说的最好领导还要好得多的领导来解决我们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末了，因为我相信以我在政府和商界工作的经验以及我的人生观和气质，我是现在最有资格在80年代领导美国的候选人。　　我10月中旬的竞选运动在全克利夫兰展开，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全国基督教徒及犹太人联合会的晚宴和星期一晚上基金筹集者的事，而且由于个人的原因。我在俄亥俄州有亲戚。巴巴拉的父亲马文·皮尔斯和我的父亲都是在俄亥俄州出生的。祖父萨姆·布什甚至还曾积极参加州的党务活动。他虽然知道入错了党——是民主党党员——但个人关系还是在该党　　与过去有那种联系的另一个州是缅因州，共和党的州代表大会订于11月2日星期六在该州的波特兰召开。霍华德·贝克打算用轰动的新闻赢得与会代表的投票，就此开始他自己的总统竞选活动。不单是贝克的工作人员在缅因州活动。约翰·康纳利的私人侦探也在那里很活跃。　　缅因州共和党主持的会只举行一次非正式投票，而且我只获得不佳的第四位——在贝克、里根和康纳利之后——这从三个方面来说是坏消息：首先，可能确立贝克是里根首要挑战者的地位。而这正是我在衣阿华争取的目标；第二，既然带星号的候选人是靠政治优势为生的，这件事可能在衣阿华引起反响，影响我们志愿助选工作者的士气（对基金捐助者的影响就更不用提了）；第三，因为我的家庭与缅因州有关系。虽然得克萨斯是我的家所在地，而且已有30多年了，但是我在沃克角曾度过少年时代的一些美好的日子，当时母亲还住在那里，每年夏天我一家人都要去那里探望。　　我们在缅因州着手组织工作较晚，因此在非正式投票中，看来我不太可能领先。贝克似乎控制了局面。但是为布什竞选总统的志愿人员从附近的高等院校走向波特兰，在会外的街道上和公共场所做工作。他们会积极地做到其他候选人在严密组织下已经做到的事。　　当我星期六上午到达波特兰时，我们在新英格兰的竞选活动负责人之—罗恩·考夫曼向我提供了新的形势发展情况。贝克的支持者控制了大会议程。很明显，他们已经向霍华德作了个乐观的汇报，报去他在800名代表中的实力。他对测验投票的结果非常自信，邀请了满满一飞机的华盛顿政论记者和电视记者与他同机去波特兰。星期六是报纸出版较晚的日子，这意味着对大会将会有大量的报道。　　考夫曼的第二个新闻节目是贝克将是投票前的最后发言者。会议的计划者们还安排了每个候选人要亮相，新闻界称之为“选美会”。在投票前我们都得向代表们发表讲演——霍华德最后讲。　　最末一项是，由于贝克和康纳利的竞选活动组织得较好，我做出值得赞许的表现——居第三位是我们最好的愿望——其机会就要看我在会上的亮相如何了。　　在轮到我到讲台上之前我在后台等着，我又看了一遍我的主旨讲话稿。每个总统候选人都要写成一篇基本的主旨讲话稿，他得在运动中构思和润饰。它是一篇内容广泛的文章，概述了他的竞选主题，对问题的立场和争取得到支持的呼吁。　　在最近的美国政治历史上最有名的主旨演说是罗纳德·里根的演说。这篇演说最初是在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运动期间向全国电视听众发表的。他的演说经历了1964年到198O年之间几个政治周期，但其中心主题——美国是“地球上人类最后的最佳希望”和美国人已经到了“对个人自由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之间作出选择的时代”——并没有变。　　里根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我的风格是不尽相同的，要根据我是按书面讲稿讲话还是即席讲话的不同而不同。演说稿的起草人自然想让候选人照本宣读，但回顾我在得克萨斯州进行竞选的日子，我总是按总提纲讲，顺应听众和场合来讲，我觉得这样更轻松自在些。　　在波特兰的那天似有召开大会的气氛。在场内800位代表的两侧及后面都坐满了旁听者，而尽管其它区域没有组织起来，但由于有慷慨激昂的学生给予支持，布什竞选活动在那些坐在露天座位上的与会者当中有很好的反应。在我发表演说时，我感到我们的年轻支持者自发的热情对代表们发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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