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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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沃尔特·蒙代尔曾问1984年具有“新思想”的候选人加里·哈特，“牛肉在哪儿呢？”从那以后四年已过去了。而如果那些商品化的电视节目是在1980年播出的话，那话满可以应用到安德森的竞选运动中。总之，约翰在参加共和党预选的选民中看来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是在像曼彻斯特辩论会那样的新闻界活动中，他跟“都丽丝伯瑞”漫画里的候选人一样，设法借助外界的支持才保住了他的地位。　　曼彻斯特辩论会之后，我在每日的竞选时间表中开始抽空为我在纳休阿与里根摊牌作准备。但那时事情已开始变得复杂了。　　首先，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政治运动的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作出裁决，报社不能主办里根与布什的辩论会。所有其他候选人也必须包括在内。当时里根阵营坚持两个候选人进行辩论的方案并同意负担这一活动的费用。因此，摊牌将按计划于星期六　　晚上在纳休阿中学举行。　　可是星期六下午，彼特·蒂里开始听到谣言，说其他候选人打算出席在中学开的会，他们不是到台上辩论，就是举行记者招待会。　　“是约翰·西尔斯，”彼特说道。“他一直到处跑，试图叫他们参加进来。” 　　我不明白。原来是西尔斯和里根的其他顾问们一道来了，他们原先是想排除其他候选人的。“那就是《电讯报》同意主办的辩论会，”我告诉彼特。“我们现在不能改变这些规定。” 　　“我只报道我听到的事情，”彼特道。“今晚我们到了那儿，将会发生什么事就难说了。” 　　事情正如彼特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其他候选人——鲍勃·多尔、霍华德·贝克、约翰·安德森、菲尔·克兰——都来了。他们的突然出现开始引起一连串的政治反应。　　我们到达中学并走到我们租用的房间后不久，事情便开始发生了。吉姆·贝克和我正在谈论其他候选人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约翰·西尔斯从旁边走过来对我们说，他认为把辩论会向每个人开放可能是个好主意。吉姆说他不赞赏西尔斯的主意。我的主要随从参谋之一戴维·基恩同意贝克的意见。听众出动是为了看里根与布什的辩论，而不是看曼彻斯特式的辩论会再次出现。我的主张是，既然《电讯报》作出了基本规定，我们就不要去改变这些规定。　　西尔斯走了。辩论会调解人乔恩·布林正在走廊里告诉记者们，他的报社已计划安排两个候选人辩论，并且不会因受到压力而把它开放。当我们踏上讲台的台阶时他的想法是：第一个走上去的是布林，然后是我，而后里根，接着是多尔、贝克、安德森以及克兰也跟着上来。　　突然听众中传来要求让其他候选人参加辩论的喊叫声。但乔恩·布林坚持不变。当里根开始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布林打断了他的话并叫扩音机位术员“关掉里根的麦克风”。这是说错话，看错人了。如果布林忘了里根同意负担辩论会的费用，里根可没有忘。他脱口而说，“格林先生，这个麦克风的费用我已付。”这话使接踵而来的事都无关紧要了——包括其他人最后让步并离开讲台后我们两个候选人的辩论。。　　事件发生后，政治舆论一致认为我犯了一大过错，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我当时觉得我的处境是不错的——一辩论会的规定已经决定了，而且我也打算遵守这些规定。但是那天晚上我得到的教训是——如果在这之前我不知道的话——政治运动有它自己独特的规律。把其他候选人排除在外，在群众看来是不公正的。后来我认识到，如果当时我告诉乔恩·布林说：让其他候选人拿椅子上来参加辩论，如果对里根州长方便的话，那对我也是方便的，事情的结果可能会好些。　　而如果我那样做了，难道新罕布什尔预选的结果会变得不同吗？看来不会。从投票后我们得到的数字来看，罗纳德·里根甚至在纳休阿事件发生之前就在向很大的胜利迈进了。　　在2月26日新罕布什尔预选中里根得50%选票，我居第二得23%。其他竞选者落后。我们终于有了我们所期望的两个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机会，但当里根的乐队车驶过南区和中西区的预选大会时，新闻界认为这次竞选结果已不出所料：里根已把共和党总统提名紧握在手。　　为什么我还在竞选呢？我真是要竞选副总统吗？　　这个问题几乎在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要提出来。政治谣言说，我只不过是作作竞选总统的姿态，利用竞选活动作为争取在候选人名单上居于第二位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否则一个候选人为什么还要在没有希望的事业上坚持下去呢？　　我不仅对新闻界而且对我的工作人员的回答是，因为那个事业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没有希望。我们花钱很注意，甚至经新罕布什尔竞选之后我们仍然还有3OO万美元左右的竞选活动基金。把我们的基金集中花在几个关键性的州上，我们顺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就可期望取得像在衣阿华那样的突破。多根阵营犯策略错误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我们可能做出另一个使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在竞选用的飞机上，肯尼·罗杰写的歌曲《赌徒》通过我们的扩音系统进行传播，当他唱到“你得懂得何时拿在手巾，何时收起来”，我们便一起跟着唱起来。为了向持怀疑态度的新闻界强调我们仍在坚持，我借用了华盛顿“子弹”队1979年在全国棒球协会锦标赛中唱过的一句：“直到胖小姐出来唱歌，歌剧才结束。” 　　那不光是为了新闻界报道或使我的工作人员（或我自己〕的士气不至于低落，我是有意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人——新闻界、工作人员或好意而悲观的朋友——问起我为什么不“现实”一点地看待这次竞选，我的回答是政治上的“现实主义”不一定要受到新闻界或选举票数的支配。我们在1979年投人衣阿华的竞选运动时曾是不现实的；就那件事而言，在一些专家们的眼里，甚至里根参加竞选也不是“现实主义”。在1976年的总统提名败给福特总统之后，他们就差一点把他一笔勾销。　　我过去是——现在仍是——乐观主义者，确信不管形势表面上看来怎么不好，好事情是可以出现的。这是我天性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如果乐观主义能鼓舞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度过黑暗的时刻，我认识到这种精神也可以导致一个总统候选人面临一些问题——不是策略上的而是形象方面的问题。　　我的乐观主义主要指热情，宣传“大势头”和美国要“在80年代兴起”。好心的朋友也在那方面努力劝告我。他们说那些话都是“预科生”的空话，它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是，我的竞选运动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一日我失去势头，我就会失去一切。　　到新罕布什尔之后，对我的批评达到我竞选期间最严厉的程度：说我未能阐明对“未来的看法”。　　这种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我对美国未来的观点——我要领导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从竞选运动一开始就在几十次讲话和论文中已阐明了。　　这一观点过去是（现在也是）由我的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这种保守的哲学思想基础是：美国是全世界希望的灯塔，是全世界人民自由、正义和机会的灯塔。　　在国外，尊重我们对朋友和盟国的义务和用通过实力保障和平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利益——用约翰·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的话说，我们足够强大，所以我们“绝不是由于害怕而去谈判”，而是“从来不怕去谈判”。　　就国内来讲，即在解决问题时，要把政府看成是最后的、而不是最先的依靠力量。我相信，就像杰斐逊和林肯所相信的那样，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人民做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政洽和社会自由是同经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总统的适当作用是制订国内和社会发展日程，通过自由竞争市场——不仅仅是产品而且还有思想——来改进美国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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