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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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我们正向东飞，飞向昏暗。空军二号开始降落，尽管我们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还有一段距离。我与总统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人是埃德·米斯。大家一致同意，我们一着陆，我就去白宫会见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尽管我们还没有关于总统健康情况的消息，但是对全世界我们的朋友和潜在的敌人发出美国政府并未瘫痪的信号是至关重要的。　　等待。接着，在下午6点08分，我的一名工作人员蔡斯·昂特迈耶在我挂上电话（我们一直在等的电话最后终于打通）后，对了一下表。　　是埃德·米斯打来的电话。他讲了这样的消息，总统已离开手术室。他们找到了子弹。一切情况良好。　　总统脱离了危险，但仍有工作要做。首先，我要会见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然后，我要向白宫记者团发表一个声明，并回答问题。　　在我们预定于安德鲁斯降落前45分钟，埃德·波拉德和我的空军侍从武官约翰·马西尼中校来到前舱从头至尾地讲述了一下我们抵达时的后勤问题。全体随行人员也一起听了。当我们慢慢降落时，约有五六个人挤进了前舱。天已昏暗。通过前舱的舷窗可以看到弗吉尼亚乡村的灯光在地平线上闪烁。　　马西尼有一点要说。在通常情况下，一天的旅行结束时，我要登上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飞往马萨诸塞大街靠近副总统官邸的降落场下机。中校说，但是现在的情况非同一般。飞往官邸然后坐车去白宫，这将浪费宝贵的时间。更简单的是直接飞往白宫。　　讨论中有两点赞成采取这一建议。第一，内阁、新闻界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正在等着；第二，我们估计到达安德鲁斯的时间是晚上6点40分。直奔白宫，我们将及时赶上晚上7点新闻网的新闻节目。用电视现场播放副总统抵达白宫的实况，让全国放心并告诉全世界，行政部门还在有效地行使职权，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呢？　　从逻辑等方面来说，这很有道理。但有些事我总感到有点不对劲。总统还在医院……海军陆战队二号从天而降，螺旋桨在啦啦作响，副总统走下直升机后去接替…… 　　的确，电视播放得很好。但我认为，我们要向全国和全世界传递的不是这样的信息。我告诉马西尼，取消他的应急抵达计划，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办。　　“我们将在交通高峰时间去城里，”他指出。“马萨诸塞大街的交通将使您抵达白宫的时间要多花10到15分钟。” 　　“也许是这样，但我们非得这样做不可。” 　　马西尼点头称是。“是的，先生，”他说，朝前舱门走去。他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我感到应该向他作一些解释。　　“约翰，”我说，“只有总统才能在南草坪降落。” 　　约翰·马西尼在做他认为要做的事，而我在做我认为该做的事。　　不把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降落在白宫的南草坪，这只是应用我要采取的如何成为一名能发挥作用的得力的副总统的基本准则的第一条。这是所有准则中最基本的一条。这说明，全国在同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位总统，而副总统不是总统。　　总统遇刺时，我担任副总统的工作才70天。可是，我已经了解到，有些人似乎并不懂得这条原则。当代的副总统是一个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最被人误解的民选职务。人们不是太不重视这个职务，就是过分重视这个职务。　　那些不太重视该职务的人是从过时的角度来看待它的，就像艾森豪威尔时代以前的情况那样。到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才提高副总统的地位，把理查德·尼克松拉进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在尼克松之前，副总统是不参与白宫的决策进程的。副总统的办公室在国会山上，即使白宫内圈的人想到他们的时候，也是从严格的宪法角度来看待他们，只要总统活着，副总统的工作就是主持参议院。如此而已。　　人们认为副总统不是什么像样的工作，要追溯到美国第一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时期。当时，乔治·华盛顿担任总统的年薪是2．5万美元，而亚当斯担任副总统的年薪为5千美元，即使以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薪水对全国第二个最高民选职务来说。也不算多。但是，还是有人认为，这个薪水太多。因此，向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削减联邦预算，取消副总统的年薪，改之以日薪。　　虽然这一法案没有通过，但由此产生的看法在近两个世纪后仍普遍存在。认为副总统是一个无用的附属物的观点在一些人中间仍阴魂不散。小阿瑟·施莱辛格就是一个，他竭力主张修改宪法，取消这一职务。　　与此相反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可把副总统称为“代理总统”。因为当代的副总统在白宫一政府办公大楼里拥有办公室，并出席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因此，人们认为，他们拥有他们事实上并不拥有的宪法和政治权力。　　在我担任第一任副总统期间，我不断受到朋友们的敦促，建立一个我自己的工作班子，好像这是在搞竞选活动，他们着眼于扩大我的政治基础。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并指出，任何总统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一个副总统有他自己的日程和个人政治上的打算。　　一些新闻媒介的成员也反映了这种把副总统当作“代理总统”的看法，尽管方式不同。几乎是从我当副总统的那天起，一些记者经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嗯，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正式立场，但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总是同样的，因为一位副总统可以在一个问题上同总统持不同意见，在白宫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可以表示这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一旦总统作出了决定，事情就定了。　　这种回答总是不能使那些爱刨根问底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们满意。但是，考虑一下另一种情况呢：总统对一个外交政策的目标采取了立场，副总统则对这一立场不满，并在一次重要的演说或采访谈话中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国内，对那些反对总统政策的人来说，他也许会成为一位英雄。他甚至会受到社论（那些反对总统的社论）的赞扬，表扬他的“独立”。但是，在国外，美国政府最高层的任何分歧都只可能被潜在的敌人看作是薄弱环节，在外交和宣传上加以利用。　　全国在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位总统，这一点是基本的。如果哪一天，一个心怀不满的、自私自利的副总统用公开向总统挑战的办法，向白宫宣布内战，那么我国的政府体制将陷人严重的麻烦。　　早些时侯，我认识到，一个副总统要发挥作用，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基于相互信任上的相互尊重。为了取得和保持总统的信任，我采取了五条基本准则。除了了解我的工作的界限——谁能在南草坪和不能在南草坪降落这条准则外，其他四条是：　　第一，在白宫的一些决定或政策不得人心时，不要玩弄机会主义的把戏，使自己和总统疏远。在1984年再度竞选时，一些政治观察家批评我在一些问题上与白宫划不清界线。当时我感到，现在仍然感到，由于总统的深得人心，才使我成为副总统，我应该对他忠心耿耿并支持他。　　上述这些观察家还辩解说，一位副总统能以自己的能力当选总统的唯一途径是与在职总统闹分裂。我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竞选总统期间，一个副总统可以明确讲清楚，一旦他当选总统时，他在全国要办的事是什么。但是他不能见风使舵——在顺利时与总统一起，一有风吹草动，即批评他——又要保持人家的信任。　　第二，不要搞华盛顿的泄密游戏。我当副总统之后不久，一处有名的专栏作家找我，他说，他与我的前几任中的一位有过一种特殊安排。每隔不久，他们就聚在一起，作一次背景性的，不作归属的谈话。专栏作家得到一些白宫一行政办公大楼周围发生的情况。作为报答，他经常对他的“高级提供消息人士”予以好评。通过第三方提出的问题是，我对类似的安排是否感兴趣。　　我在华盛顿呆得也够久了，我很了解一个记者和一位政府官员之间的这种友好的互惠并非什么不寻常之事。事实上，早晨看报纸，确认“高级”消息透露人已成了一种游戏。由于在三届政府里工作过，我也知道，普遍的感觉是“我最好还是注意一下我所讲的话，也许这些话会发表在明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上，抑或三年后的某本书上会出现这一讲话”。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束缚人们在白宫内阁或会议桌上的讲话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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