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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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我自己和这些小组的工作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到毒品对我国威胁的范围，以及我们已被卷进了一场反对非法毒品贩子的战争——这不仅是譬喻的说法，而且是名符其实的。伤亡是有的。在南佛罗里达特别任务小组成立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向酒精、烟草和武器局的两名年轻勇敢的侦缉人员阿里埃尔·留斯和埃杜阿尔多·贝尼特兹的家属颁发了追认的勋章。他们两人在逮浦国际毒品贩卖者时被残忍地杀害。　　代表总统到国外去—一不仅去参加国葬，而且也去执行特别任务——是现代副总统职务的另一方面工作。从1981年到1987年春天，为了执行总统礼宾性和实质性的任务，我去过73个国家。这些旅行中最重要和令人难忘的有：　　1982和1984年的莫斯科之行。第一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接着他的接班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去世，这使我目睹了世界上历史最久的极权主义社会的权力过渡。下面是我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期间所作的一些个人札记：　　当我们从机场进城时，街上空荡荡的，既没有车，也见不到人。与15个月前勃死时一样沉闷。我们到了目的地，还是勃在国葬前供人瞻仰的同一个地方，又看到抬着花图的士兵，在外面排队等候的群众。看不出有什么悲伤，也不见流泪……一个礼宾官员把我们匆匆引入，我们随其他代表团走上石级，我们的士兵费劲地抬着上面写有“美国”字样的花场……霍德华和我走到遗体前，致了敬意。我向安的儿子伊戈尔·安德罗波夫走去，他感谢我们来参加葬礼……当我们离开时，好奇的目光跟随着我们，我们走过长长的队伍，呼吸着莫斯科冰冷的空气……又一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个没有上帝的葬礼…… 　　第二天早晨，在送葬前，我到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公寓楼里会见了齐亚总统。门厅里有许多苏联士兵。没有防窃听的设备，所以我们只好打牌子来“谈话”。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有人安了窃听器的。我们举了一张写有“阿富汗”的牌子……“哦，是的，情况不好也不坏。”……我们无法讨论正经的事，但是用牌子来谈话看来还是一个好办法……（稍后，）在检阅台上，你可以看到他们所有的人，老的和新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新人；罗曼诺夫是一个新人…… 　　会见契尔年科……他看上去比他站在寒风凛冽的检阅台上要健壮些。他不时微笑着，但是说不上他是不是友好。总之，总统决定不来是对的…… 　　塞班岛、中国之行。1985年10月中，在去北京的途中，我们访问了塞班岛，这使我回想起上一次在那儿的情况。我坐在总督府，眺望着碧蓝的大海，当年我服役过的美国航空母舰“亚钦托”号和远处的战舰炮击高地时。我的中队掩护登陆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是1944年的夏天。我记得那滚滚浓烟，我们接近敌人海滩阵地进行扫射的场面。不知怎样，当时好像没有感到是在战斗，至少不像人们在海滩上感到的那样。　　后来，有人谈到日本人的家族在该岛的尽头跳下悬崖自杀的事，因为有人跟他们说，美国人将把他们统统杀死。甚至在此之后，还有日本兵进入丛林，挖穴而居，尽管日本已经投降。简直无法相信，41年前在这个美丽宁静的岛上打过一场仗，而我还曾参与其中。　　四天以后，我们到了北京。在那里，我看到了不同的变化。10年前，我曾出使中国，我常常怀疑中国是否会真正现代化。一些70年代穿着毛式上装的政府官员，现在已穿上三件式的西装，不坐他们的“红旗”车，而改坐“奔驰”轿车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变化。邓现在谈到台湾的口气不同于前了。他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府、经济和军事体制，还谈到了“一国两制”。可是有些事情则没有变化，我想永远也不会变了。邓一天仍抽好几包烟。在我们谈话的1小时20分钟里，他抽了8支烟（我数的）。　　他们安排我们住在迎宾馆，住在里根总统访华时住过的同一套房子里。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举行了一次便宴—一与正式国宴相比而言，总共约有30名来宾。席间，有加奶油的蜗牛汤、裹在芝麻软饼里的北京烤鸭、牛肉、加里福尼亚酒。中国人颇能适应。李先念是东道主。他一开始就说，那天晚上是“真正友好的一晚——不发表祝酒辞了。在宴会上所有的讲话都是老一套，使人听了生厌”。我说，“我完全同意，非常感谢”。并撕掉了我的讲话稿。大家都很放松，这可能是我出席过的一次最好的正式宴会。　　同10年前相比，情况不一样了，非常不一样了。当时，美国联络处才30个人。现在美国大使馆有300人，这是认识到当前和今后我国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　　萨尔瓦多之行。原来的想法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劳尔·阿方辛总统的就职典礼后回国途中在萨停留一下。我告诉我国驻圣萨尔瓦多大使汤姆·皮克林，我会在那儿停一下。结果，那次停留变成几年后难忘的访问之一。　　萨尔瓦多当时正试图同显然是由萨的共产主义邻国尼加拉瓜发起的游击运动作战。萨尔瓦多政府为了求得生存，需要美国的援助。可是该国的敢死队——一帮极端分子，他们在1981年谋害了罗梅罗大主教和四名美国教会妇女，然后又在同年谋害两名美国劳工顾问——正在损害我们通过国会取得支持基金的能力。　　我的任务是告诉阿尔瓦罗·马加尼亚总统和萨尔瓦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将被选出来接替马加尼亚的那位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而最重要的是那些掌管萨军方的司令，如果他们希望美国继续援助的话，那么敢死队的活动就得停止，人权应受到尊重。这一口信必须强有力地传递过去，但又要不冒犯正在为抵制马列主义在中美洲传播而战的主要盟国。　　我们的到达根本不像我所见过的国事访问。到处是武器，并不是为了鸣放19响礼炮。在“空军二号”降落后，我们改乘直升机。我们被带到几英里外的一个开阔地，在这片地的边上有一些矮灌木丛。可以见到一些身穿伪装军服的军人，他们手中拿着枪，随时准备着射击，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来自左翼游击队或右翼敢死队的进攻。　　我们的车队匆忙开到附近的一个地点。到处是军队。我们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几小时后又参加了一次“国宴”。“国宴”是在一间狭长的拥挤不堪的房子里举行的。该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界和军方人物都来了。当我环顾餐桌时，我便能更清楚地懂得门外显示力量的理由了。这不只是为了美国副总统。只要有一枚对准目标的火箭或一颗炸弹，该国的全部领导人就会被一扫而光。　　我的祝酒辞，我想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个经过那么仔细推敲的正式祝酒辞，以将美国的口信传过去。　　“总统先生，”我说，“您和许多其他萨尔瓦多人在反对暴政和极端主义的斗争中显示了非凡的个人勇气。”接着是另一半口信：“但是，你们的事业正在受到少数反动派的谋害暴力的破坏……这些右翼狂热分子是苏联人、古巴人、桑地诺分子和萨尔瓦多游击队最好的朋友。他们采取的每一件谋害行动都毒化着我们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却有助于外国把独裁统治强加给萨尔瓦多人民。这些胆怯的敢死队的恐怖分子像左翼恐怖分子一样，对我，对里根总统，对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反感的。” 　　我感到，我的讲话是有影响的，但是不是那种以喝采或鼓掌多少来衡量其成败的讲话。直接的反应看来不错，但我的成功与否只能由我们离开之后所发生的事来衡量了。　　四年多后，萨尔瓦多仍前途未卜，但是该国已与中南美洲日益增多的民王国家一起取代了旧的寡头政治和独裁统治。在圣萨尔瓦多度过的那紧张的七小时在这一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难以测量的。可是我知道，我在1983年12月传递了我们的口信。　　贝鲁特之行。这是我进行过的或应邀作为副总统进行的一次最艰难的国外旅行。在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冲进贝鲁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后，有241人炸死。所有老的词汇——悲惨的、极凶残的、毫无理智的——都无法使他们起死回生，或者阻止恐怖分子在另一个时候，另一个地方再次进行攻击。　　这是1983年10月，在美国驻黎巴嫩大使被杀害七年以后，当时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我还记得我和福特总统、亨利·基辛格以及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一起在白宫的形势室内开会的情况。我们关心贝鲁特地区美国公民所受危险的程度以及是否把他们撤走。这样做可能会担些风险，我们显得对一个温和的、亲西方的政府失掉了信心。　　过去七年中有任何变化吗？我在巡视海军陆战队营房遭受损失的情况以及同一些幸存者交谈时，似乎不是这样。但是世界这一地区对美国及西方是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撒手不管和一走了之。　　我们把海军陆战队作为国际和平部队的一部分派到黎巴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一地区恢复和平。尽管有挫折，里根总统仍旧希望能找到某种办法来摆脱恐怖分子的暴力，不仅使黎巴嫩而且使整个中东得到稳定。　　关于伊朗的倡议始于这样的想法：一个世界恐怖主义的中心有了变化。当阿亚图拉·霍梅尼去世时，各宗派集团将会在继承他的问题上发生一场权力斗争。我们的估计是，这场斗争已经开始。一些宗派集团更倾向于这样一个政策：对美国这个“大恶魔”比对其他国家少一些敌意。　　这个想法不是我们一国独有的。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其他国家已开始“伸出手去”的行动——不仅仅是以色列，而且至少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悄悄建议我们也这样做。　　就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伊朗就是霍梅尼，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但我们得到过这样的报告：霍梅尼死后，还有其他的伊朗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伊朗边境上的苏联部队。他们看到10万多俄国士兵占领着他们的伊斯兰邻邦——阿富汗。他们对北方的邻国怀有伊朗人传统的害怕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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