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16)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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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另一个使司各特生气的原因是康斯特布尔出版的那份杂志所奉行的政策，这本杂志使康斯特布尔一直被人看成是一个著名的进步出版商。　　为《爱丁堡评论》撰稿的辉格党人反对派遣英国军队到西班牙去参加1808—1814年的战争。更有甚者，他们走上了现在被称为“失败主义” 　　的道路，他们称赞拿破仑的英明，宣传法军是不可战胜的，要求“用任何代价换取和平”，而且预言如果不结束战争，英国就会爆发革命。这些在司各特看来都是地地道道的背叛。他相信，只要拿破仑在欧洲称王称霸，就谈不上自由与和平；如果坚持进行西班牙战争，就能给拿破仑以致命的打击。司各特也明白，能做到这一点的惟一可靠的人就是亚瑟·韦尔斯利，即未来的威灵顿公爵。　　韦尔斯利取得了胜利，但陆军部的官僚们并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于是把他召回来。后来发生了科鲁尼亚战役。约翰·穆尔，按司各特的说法，是一个出色的军官，但作为一名将军，他既缺乏韬略，勇气又不足：“如果韦尔斯利在场，我们原可以在索马塞拉附近就赢得这次战役，而马德里的居民就会扩大战胜者的队伍。”司各特希望韦尔斯利统率10000万大军到西班牙去；他甚至渴望自己也能去，可是他的妻子不愿意。　　不过，到1809年军队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东西：韦尔斯利回到比利牛斯半岛任总司令，司各特在1811年欢呼道：“三年来，我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指望了。他是个有天才的汉子，一定能克服困难，摆脱偏见和军事陈规的束缚；他在我们的大多数将领表现得像一个军士，或者充其量像一个下级军官的地方，表明自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和将军。” 　　然而，在1808年，司各特由于对韦尔斯利和西班牙战争的态度，既遭到辉格党人的嘲笑，又受到托利党人的讥讽。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懑，司各特只好停止订阅《爱丁堡评论》。他拒绝为这家杂志撰稿已有两年，现在则干脆不再读它了。这次的火气自然又是对着康斯特布尔：虽然为读者挑选文章的并不是他，可是发行这份杂志的毕竟是他。这一切都被另一个善于钻营的出版商约翰·默里看在眼里，他认为，对《玛密恩》的评论加上一篇篇政治性文章一定会削弱司各特和康斯特布尔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他约翰·默里有可乘之机。他知道要接近司各特最好是通过巴兰坦，于是决定让巴兰坦为他承印一些作品，然后亲自来到北方会见司各特。　　默里的主要目的是商谈出版一份新期刊来破坏《爱丁堡评论》的声望的问题。这个想法正合司各特的心意，虽然他拒绝了由他出任主编的建议，但却为实现这个想法而悉心尽力。他给朋友们写信，以求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而给同意担任编辑的威廉·吉福德写了一封长信，特别提醒他说，应该悄悄地进行活动，而不要广为宣传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而不要正式宣战。”杰弗里感到事情不妙，告诉司各特说，今后《爱丁堡评论》将不再遵循任何一个党的政治路线。　　司各特回答说，现在谈论这些为时已晚，他早已提醒过杰弗里注意把杂志变成党派斗争的工具可能招致的后果。杰弗里声称，他对后果并不介意，但世界上有四个人是他不愿与之为敌的。司各特请他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譬如说，您就是一个。”“您看，这真是抬举我，我尽量使自己配得上这份恭维吧。”“这是说，您打算反对我吗？”“是的，如果值得这样做的话，我有这个打算；不过，不是反对您个人，而是反对您的政策。”“您有权发火。”“我从来不要求有不该发火而发火的权利。” 　　默里的杂志《每季评论》创刊于1809年初，逐渐获得了声望。司各特经常为它撰稿，十分关心它的命运，为它出谋划策，给它批评指点，吸收新的撰稿人。司各特不囿于狭隘的党派利益，很早就认识到“国务活动家的原则决定于他们是在台上执政，还是下野而成为反对派。”但是他尊重传统，因而同情托利党人；他又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因而不相信那个所谓的进步政党所允诺的救国措施。他认为，“使人们生活得幸福的艺术在于基本上让他们自行抉择。”从这个观点来看，托利党人也比辉格党人更受欢迎。但是他从来没有为了他支持的那个党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他也赞赏乔治·坎宁，因为抛开别的不谈，坎宁从来不追随一个党的路线，因而在政治上是一支无法预测的力量。　　坎宁对任命韦尔斯利为总司令起过作用，在哥本哈根俘虏丹麦舰队又是他一手所为。他果断而敏捷，不优柔寡断，而他的笔也像他颁给别人的佩剑一样锋利。坎宁是治理国家的人才，又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爱国者，又是一个政治家，总之，他对自己帮助创办的《每季评论》来说，是最合适的人物。　　司各特所操心的不仅是《每季评论》的种种关系。1809年发生了一件于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他有一次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有人听说过书商（即出版商——作者注）懂得自己的商品，或者自认为是行家这种事吗？”遗憾的是当他创办自己的出版公司时，他自己也忘记了这一点。　　他对康斯特布尔很不满意，于是决定搞一个同他竞争的商号，可是却让一个最不长于此道的人——印刷工人詹姆斯的兄弟约翰·巴兰坦来领导这个商号（在这件事上起作用的是他忠于朋友的天性）。约翰主管过他父亲在凯尔索开的一家百货店的成衣部，事先在伦敦一家银行里学过记账。他的领导可以归结为业务活动听其自然，而自己却热衷于打猎，同一群快乐的伙伴豪饮、作乐。这些事情自然不会有利于经营事业，所以他的父母很快就一贫如洗，只好去依靠长子詹姆斯为生，到了1806年初，约翰本人也在爱丁堡巴兰坦印刷所里谋了个办事员的差事，用他自己在记事本里记下的话来说，“为此对上帝感恩不尽，永世不忘”。　　“约翰·巴兰坦公司”这家新商号（在爱丁堡汉诺威大街）是由司各特（出一半股份）和巴兰坦两兄弟（各出四分之一股份，从各种情况看，这笔钱也是司各特拿出来的，因为他们两人自己并没有资本）合伙经营的。但是，司各特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谁也没有料到“约翰·巴兰坦公司”应该叫做“瓦尔特·司各特股份公司”。　　司各特起初建议康斯特布尔解除出版斯威夫特文集的合同。康斯特布尔拒绝了这个建议，表示希望他们很快就能恢复昔日的交情，于是巴兰坦公司就只好放弃司各特编的斯威夫特文集。然而1810年春天，这家公司出了第一本书，震动了所有的英语国家，打破了长诗的创纪录印数，而且使苏格兰成了旅游者的麦加，这本书就是《湖上美人》。　　一年以前，司各特带着妻子和长女再次访问了他后来歌颂的地区。　　按他的说法，“诗魔在我鲁钝的头脑中挣脱了锁链。”未来长诗中的诗句油然而生，而且快得他难以把它们记录下来。他对罗伯特·骚塞说，读者的口味是变幻莫测的，他并没有专门研究过投其所好的问题，但是读者的口味显然同他自己的喜爱是吻合的。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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