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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读者喜欢用诗体，尤其是用他喜爱的那种强烈刚劲的风格写的故事。“我的诗作从写字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转到印刷所，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我自己有时也难以说清楚，这些诗究竟是什么含义。”他从不事先酝酿好主题再动笔，往往写到一半自己还不知道这部长诗将怎样结束，而诗作一出版，他就完全丧失了对它的兴趣。他给孩子们读约翰·克莱布的诗，却不读自己的作品。詹姆斯·巴兰坦有一次问索菲娅：“嗯，索菲娅小姐，您怎样看《湖上美人》？”“我还没有读过呢！爸爸说，读蹩脚的诗对年轻人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当时才九岁的瓦尔特也做过类似的回答。有人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欣赏他父亲的作品。孩子想了想，回答说：“他在打猎时，常常是第一个发现兔子的人。”

　　司各特不喜欢故作谦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并不看重自己写的那些迅速流传开去的诗句，譬如：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准备搏杀，

　　眼前是数不清的长矛和盾牌。

　　“谁先来？水流石不转，

　　我就是山岩。”

　　司各特自己五音不全，连最简单的曲子也唱不好，而耐人寻味的是作曲家都争先恐后地为他的诗谱曲，而歌手则竞相演唱。最受欢迎的几行诗是：

　　士兵啊，安睡吧，战争已经结束！
　　忘掉那疆场上的厮杀、呼号，
　　在甜蜜的梦境中，
　　别再为伤痛而苦恼……

　　这部长诗对画家也产生了同样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开头的几行诗：

　　小鹿在山涧饮水，
　　一弯新月在水波中荡漾，
　　后来它藏进了阴影，
　　消逝在格伦纳特尼沉睡的林中。

　　画家的目光被吸引到小鹿身上。长诗出版后的100年中，画布上记录的这种高贵动物数量之多，足以饮干不止一条山涧，并把沉睡的格伦纳特尼变成鹿角之林。

　　诗人获得了堪称为莎士比亚式的荣誉，可是他对评论家异口同声赞扬却漠然置之。不过，他自然对从未见过的发行数感到满意，这部长诗在八个月里售出25000册，还有3000册即将发售。他的名声跨过了大西洋。费城有一位叫休·亨利·布拉肯里奇的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永垂不朽，因此请求司各特：“如果在您美妙无比的诗篇中能提一下我的名字，我将感到万分幸福。”看来，司各特没有找到适用于布拉肯里奇一词的韵脚。

　　虽然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司各特对自己的长诗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巴兰坦有一次问他，和彭斯比较起来，他以为自己的天资如何？司各特回答说：“我怎么能同他相比呢？他和我有天渊之别。”不过他承认，在所有的诗歌作品中，他最喜欢读的是约翰逊博士的《伦敦》和《人间希望虚幻渺茫》。《湖上美人》的成功使他能够用实物来展示人间希望虚幻渺茫。

　　第九章　特维德河上的“狮子

　　司各特主持一个出版社，编辑其他作家的文集，履行首席法官的职责，每年有一半时间在高等民事法庭议事，担任司法委员会的秘书，撰写长诗。在纷忙繁杂的事务中，他还能照料自己的农场，并且在阿谢斯蒂尔接待川流不息的宾客。这幢房子充其量只能住下10个人，可是有一次却要安置32个人，而且居然都安排下了。来的往往是不速之客，夏洛特还得想方设法接待他们。有一次在爱丁堡订购的食物没有按时送到，她只好向附近的农场购买肉类，结果在餐桌上一口气上了四条羊腿。

　　特维德河泛滥也往往给他们造成许多不便。河水漫出河床常常夺走他们的马铃薯、粮食和干草，把他们同可以买到东西的城镇隔断。那时候许多事情都决定于天气好坏。譬如说，1808年，已经是4月底了，可是山上的积雪尚未化尽，河水却因为大雨而变成了褐红色，气候就像1月份一样寒冷。司各特写道：“这些就够让人发愁的了，更糟糕的是一会儿马夫说马没有饲料了，一会儿牧工说奶牛没有吃的了，羊羔刚生下来就几十头几十头地死掉，不论是猪、鸡，还是狗，甚至还有孩子们，统统都面临饥饿的真正威胁。”

　　1808年为数众多的客人中有一位是J.B.S.莫里特，他同妻子一起拜访了阿谢斯蒂尔，后来成了司各特的终生之交。莫里特是学者、理想主义者、乡村的绅士，又是国会议员（当时这几种身份兼而有之还是可能的），他游历过许多地方，而且是“旅行者俱乐部”的创办人。他是研究荷马的学者，又很喜爱古代的事物。他花了许多精力去考证特洛伊城的位置，当特洛伊城被证实恰好存在于按他的仔细推算绝不可能存在的地方时，他的劳动就统统付诸流水了。莫里特在约克郡的罗克比有一处豪华的庄园，其中收藏了许多艺术珍品。司各特游历英国南部时，常去罗克比小住。司各特发现当地的神话故事和传说不如他家乡多，决定自己来杜撰一些，于是写了长诗《罗克比》。这部作品于1813年1月问世，但不如以前发表的作品那样成功。

　　司各特住在阿谢斯蒂尔的那些年头，身体健康，心境愉快，他起劲地工作和娱乐。后来回忆这一段岁月时，他说：“不消说，我忙得不可开交，可是我生活得多么愉快啊！我热血汹涌，觉得世上没有我做不到的事。那些年里，我着手办的几乎所有的事都可以使某位摇笔杆的同行摆脱贫困。不断有一摞摞的材料需要加工、按索引分类，一卷卷的摘录需要整理，为了订正种种细节和日期，需要不停地东奔西跑。总之，我通常可以使半打不走运的诗人得以餬口。”他尽管埋头于这许多事情，但还能在信里说：“白天我猎兔子，夜间用渔叉捕鲑鱼，所以我对在文坛的土壤上耕耘完全没有兴趣。只要我着手干起来，往后就一帆风顺，但是要做出最初的努力是十分困难的。”

　　领略过安静的幸福的人，
　　会惆怅地追寻幸福的遗迹。

　　他在《湖上美人》中是这样写的。当他在爱丁堡被种种职务缠得难以脱身时，他不无惋惜地回忆起阿谢斯蒂尔那些幸福的时光。1809年他又给自己揽了新的差事：着手安排乔安娜·贝莉的戏剧《家传故事》在爱丁堡剧院上演，因为他是该剧院的监督兼合股人。他说服了萨拉·西登斯的儿子亨利·西登斯来领导剧院。由他排演的这出贝莉的戏就成了该院的第一个新剧目。

　　这出戏很成功，上演了整整两个星期。司各特概括说：“泪水让我们伤心欲绝，而鼓掌却鼓得两手发烫。”参加演出的一个演员丹尼尔·特里成了他的知交，后来同他过从甚密。特里很善于摹仿。他常常惟妙惟肖地摹仿首席法官一本正经的神态和腔调，使朋友们开心不已。司各特喜欢置身于演员之中。他的座上客有查尔斯·马修斯、约翰·菲利浦·肯布尔和他的妹妹、大名鼎鼎的萨拉·西登斯。这兄妹两人平时举止也像在舞台上一样，餐桌上的闲谈也往往要用散文诗体。有一次萨拉在阿谢斯蒂尔吃饭时，把侍童吓坏了。她用悲剧中女皇的腔调对他厉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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