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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保罗请求他接受自己的全部积蓄，“因为全亏了您的慷慨支持……我才能攒起几百英镑，我请求您把它们看作全是您的。”但司各特拒绝了所有向他提供帮助的建议。“我的右手会帮助我”，他声明说。所有这些充满不安和倒霉事的日子里，他的右手不停地在写《伍德斯托克》；第一卷他在15天内写了出来，其中10天他还得参加高等法院的开庭。

　　由于他的公司破产的结果，这样一个事实终于大白于天下，那就是：

　　公司是属于他的。这件事他一直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严守秘密，它的公开加上妻子儿女的忧伤，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司各特难受。印刷业老板的隐姓埋名即使不是直接的欺诈行为，至少也是隐瞒事实。司各特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会认为他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真相大白以后他第一次在高等法院出现时，一位旁观者指出，他的样子没有任何假装若无其事或者示威性的挑战神态，他表现出一位名誉无可指责的绅士所具有的勇气和谦逊，尽管他知道，自己在某一点上是有过错的。

　　他自己沉了底，但以此使债主们浮出水面免遭灭顶之灾。“赫斯特和罗宾逊”和康斯特布尔及凯德尔宣布破产；巴兰坦也可能步他们的后尘，但司各特对这样轻松地摆脱债务的办法连听都不愿听，他下定决心要偿还全部债务，一个便士也不少。征得债权人同意设立了监护委员会。“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两个合伙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转交给它，以便使债权人满意。而司各特则必须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和才能来创作新的文学作品，以便用销售这些作品所得的利润来偿清债务。扣除抵押阿博茨福德所得的10000英镑，债款总数仍达116838英镑。这笔数目中，大约40000英镑实际上是“康斯特布尔公司”的债务，但由于期票的加倍或加二倍计算，——即便经济学家也算不清这笔糊涂账，因为正常的健全理智在这里无济于事——这些债务也落到了司各特的头上。尽管如此，他自己的花费数额也是极大的。比如，他自己的债务，包括他的公司的空头票据、由银行贴现的个人负债收据和期票等，总数在70000英镑至80000英镑之间。

　　起初和他的主要债权人之一——苏格兰银行发生了一点小麻烦。银行不仅起诉控告他把两部新作转为康斯特布尔的财产，司各特为此取得了预支款，而且要求监护人提起诉讼，重新审议瓦尔特和珍妮的婚约条件（根据这一婚约阿博茨福德及其内部所有财产由司各特的长子继承）：

　　提出要卖掉别墅内的全部动产，包括珍贵的藏书。司各特立刻产生了战斗精神，他采用了恫吓的办法，更确切些说是正当防卫，使银行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司各特表示，假如银行坚持自己的要求，他将宣布自己破产；结果他们将只能从每个英镑得到几个先令，而他以后将只为自己工作了。考虑到将来的一个英镑毕竟比眼前的两个先令好，银行让步了，全体债权人会议决定保留司各特处理自己的郡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秘书薪俸——每年1600英镑，并保留阿博茨福德的权利。后来，为了感谢他为债权人利益做出的努力，债权人们向司各特赠送了礼物——阿博茨福德的藏书、陈设和收集的稀世奇珍。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确定为12000英镑，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些财产没收，债权人从这里可以每英镑得到二先令。

　　后来，司各特去世时留下22000英镑的未清偿债务，外加利息。那时他的著作的出版人是凯德尔。到1836年为止，凯德尔用他的著作为自己净赚利润达60000英镑。和康斯特布尔一样，凯德尔对他们公司那40000英镑债务负有一半道义责任，而这些债务都算到了司各特头上。当“康斯特布尔公司”破产时，凯德尔宣布自己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欠债人，从而避免了按期票付款的义务。司各特逝世以后，他不去感谢司各特的遗嘱执行人清偿了他凯德尔的债务，反而在作家的家属无偿地把司各特著作版权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转让给他的条件下，才同意承担应付给债权人的款项的余数。他的建议被接受了，1847年，司各特的遗产解除了一切债务的约束。洛克哈特按照与凯德尔的协议不得不把自己的《司各特传》的版权也让给他，还感谢出版商的无私帮助。因此，想到这位无私的男子死时是大量地产和10000英镑净资产的主人，应该使我们感到安慰。

　　断定康斯特布尔精神不完全正常以后，司各特决定由凯德尔担任他的著作经销人和文学问题顾问。凯德尔还没有来得及被宣布为破产者，并免除债务清偿责任，就创立了自己的出版事业。监护委员会仍让詹姆斯·巴兰坦留在印刷所内任经理；后来他成了它的业主。像往常一样，巴兰坦负责司各特的书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事务。

　　在最后的岁月里，生活对瓦尔特爵士来说是甜蜜的梦；突然它变成了一场噩梦。但司各特天生的乐观精神快得惊人地重新占了上风，他完全有权对莱德洛声明，他能够把自己和埃尔登丘陵相比：“我和它一样坚定地站立着，虽然前额也稍许有些发昏。新的道路展现在我面前，我不会不友好地看待它。上流社会能够显示出的一切，我都已经看到了，我也享受到了财富可能给人带来的快乐。我深信，日光之下的许多事情，即使不是捕风，也只是一场虚空。”

　　1月底，他给洛克哈特写信说：“奇怪，我这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倒霉境况。天哪，我甚至喜欢这种境况了。什么时候我的女士们学会更好地忍受这种境况就好了。但我自己觉得完全无所谓的那些东西使她们感到难过——出门旅行、家庭开支等等要厉行节约了，我担心她们宁可过得穷困但看起来显得阔绰，而不是相反。”他经常重复尼姆军士的格言，来安慰自己：“一切听其自然。”在《日记》中他这样考虑问题：“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从肩上卸下了豪华的、但却非常沉重的服装。这些服装与其说为我御寒，不如说给我增加了负担……我按照老习惯睡觉、吃饭和工作，假如家里人也像我一样对失去上等地位不在乎，我就是完全幸福的了。”

　　司各特是个天生的斗士。有一次，他和詹姆斯·斯金一起在一个公园里散步，这公园是不久前在爱丁堡城堡和国王大街之间开辟的。司各特说：“您知道吗，我感到一定的满足，能面对面地去迎接命运的逆转给我带来的最可怕的东西。对于打破了我的安宁的那种打击的全部力量，我是以这样的话来承受的：‘哪怕为了挽回名誉，我也要挺住’。老天作证，如果说我有敌人的话，有一点我可以把手按在心口承认：我有生以来从未有一次故意让人家认为我是敌人，因为我觉得即使政治热情之火也不曾在我心中找到过有用的养料。我想不起来曾经对什么人怀有恶意，在我蒙受屈辱的这个时候，上帝保佑我，我仍希望给任何人做任何好事。如果我认为我的哪部作品里有伤害谁的尊严的句子，我就会把这本书付之一炬。”

　　散步后回到家里，他走进书房记下这样一段话：“妻子和女儿正在客厅里热烈地聊天。我听到她们这样，心里松快些了。”2月5日，他记道：“自从我的社会地位发生剧变以来，才过了不到三个星期，但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无所谓了。”一个月以后他断定，没有那些财产，他的日子过得比有财产时更快活。

　　名望和金钱对司各特来说不像对大多数人那样重要。司各特对洛克哈特说过，“我从未有过同意放弃文学的时候，哪怕出给我十倍于我从这些书所得的钱，我也不干。”可惜他的妻子和女儿十分珍视奢华的生活和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她们没有马上认识到，两者都已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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