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42)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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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现在司各特不得不厉行节约，安娜写信给弟弟查尔斯说，家里的一切谈话都是一个话题：钱，钱。“不论你怎么提到钱，钱是回不来了，爸爸最好还是别提那些英镑、便士和先令……”但安娜总的来说相当快就摆脱了痛苦的失望，这种失望是被未来暗淡的前景引起的——没有舞会，没有接待客人的机会，也不去看戏和穿新衣服。　　他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得节约。爱丁堡的仆人们被告知，将要和他们结账，因为以后没有钱能付给他们了。他们不肯离开主人，直到城堡街房子里的家具被搬走，他们才离开。阿博茨福德要保留一个总管也没有钱了，威廉·莱德洛离开了凯赛德，但瓦尔特爵士把他安插到哈登的司各特那里，去为庞大的哈登藏书室登记造册。至于汤姆·帕迪，正如他的主人所说，“我至死也不和他分手。”阿博茨福德的几个仆人也和家眷一起留下，虽然其他人家愿意给他们更高的报酬。管家达格里什得知他将不得不另谋高就，哭了起来。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几乎跪下哀求，说只要允许他留下，给他最低薪金也行。司各特把他留下了。不幸对司各特来说变成了两大好处。他的新地位不允许他花费时间来接待众多客人并使他们快乐，他被迫放弃他早就感到厌倦的农场事务。　　破产的不止是一个司各特，其他许多人也落到了同样不令人羡慕的光景。国家遭到金融危机，大不列颠政府决定禁止一切私营银行发行纸币，并禁止英格兰银行将票面价值小于五英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在苏格兰金属货币不足，一英镑的纸币广泛通用，因此苏格兰银行将这一决定评价为对其经济自由的侵犯。为民族独立精神所鼓舞，司各特写了三封《马拉蒂·马勒格罗特的信》，起初发表在巴兰坦的《爱丁堡周刊》上，后来又由布莱克伍德出了单行本。“这样，我成了爱国者，开始从事国务活动，这正发生在我登记为无力经营自己的事务的那一天，”他在签署关于把自己财产的控制权移交给监护委员会的契约以后，淡然说道。　　司各特认为，设立政府的惟一目的是，捍卫个人的公民权利，而当时的政府却倾向于无视这些权利。政治闹剧未能使他激动也不可能使他激动，在这种闹剧里，扮演主角的是“拼命向上爬的傻瓜”。他既鄙视辉格党又鄙视托利党，因为两党“还没有出世，就已把最美好的感情一扫而光。”他既不尊重苏格兰政治家，也不尊重他们的英格兰同行。他警告国会里的托利党人，如果忽视苏格兰人的愿望，他们将培养出一批暴动分子。据司各特的看法，应该扩大苏格兰地方政权机构的权力。“试试看对我们实行非苏格兰化吧，你们会得到这样的英国人，他们会给你们带来数不清的麻烦，”他对海军大臣克罗克说。当关于改革国会的法律草案先是产生了辉格党的苏格兰，后来又产生了激进党的苏格兰时，他不幸而言中了。　　只有一件事能促使司各特公开发表言论，那就是他的祖国的自由遭到侵犯；他发表关于货币改革的信也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这些信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保护自己，几名大臣在国会对司各特发起攻击。苏格兰事务大臣梅尔维尔勋爵暴跳如雷，坎宁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但《马拉蒂·马勒格罗特的信》达到了目的。政府放弃了禁止发行苏格兰纸币的打算，而使司各特感到自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以后“谁也不敢再说我是值得可怜的人物了，所有这些‘可怜人’的说法都完了！”他是一个高傲的人，不喜欢乞求或者接受恩赐。他可以借280英镑给侄儿准备去印度的行装，并为他支付到孟买的船票钱（“我不能让一个孤儿而且是这么聪明的小伙子由于我的慢性子而受到挫折”），但却不许朋友们为他请求得到高等法院法官的职位，虽然这可以使他摆脱秘书和郡首席法官的职务。　　在城堡街的最后日子里，他显得心情沉重，苦恼地感到“甚至对无感觉的物件也莫名其妙地恋恋不舍，它们多年来一直忠诚地为我们服务”。堆成一堆的家具、绘画、用具等等都使人勾起不愉快的想法：“离开这个我们很久以来一直称为自己的家的房子，总是相当忧郁的……我着手收拾纸张，把它们捆起来准备运走。这件事产生了多么奇怪的混乱想法！这就是那些信件，当初我收到它们时，顿感心情激动不已。现在它们却发出寂寞和腐朽的气息。这是关于朋友和敌人的纪念物——两者都已被遗忘。” 　　1826年3月15日，司各特最后一次关上他在爱丁堡的住宅的大门，从此以后直到去世，只要能够绕着走，他就再也不在城堡街上出现。在阿博茨福德，仆人和狗大喧大哗地迎接他——大家都对主人的归来感到高兴。　　第二十章　寻求真理　　甚至在乡间的孤寂居所，工作也支配着司各特的生活。在此之前文学工作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他能够随时把它们放下，在快乐的谈话或户外的游玩中把它们忘掉。但爱好进行历史探索的性格，迫使他在办公桌旁度过一定的时间。他早晨7点起身，工作到9点30分，然后和安娜一起吃早餐；妻子要到接近中午才从卧室里出来。早饭后他大约从10点工作到1点。然后骑三小时马，或者和汤姆·帕迪一同在林间散步。然后和妻子及女儿聊天，简单地吃一点午饭，喝一杯冲淡的威士忌，再吸一支雪茄。有时候看看小说，喝点茶，再和亲人们说说闲话，从7点工作到10点，喝一杯黑啤酒，吃一片面包，然后便去睡觉。他需要至少睡七个小时，如果他没有睡够，那就得抽空在白天补上，打两三个小时的盹。从醒来到起床的半个小时里他常常在考虑，下一部小说怎么写更好，特别是情节和细节出不来时更是如此。但在写《拿破仑传》的时候，他就不能光靠这样的灵感时刻了，这里每一章都需要不断研究，细心而耐心地下功夫。“我认为，人们会把它一口气读下去，它将成为受欢迎的历史著作”，他在谈到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引言时这样说。　　他一面埋头苦干，一面痛苦地注视着妻子健康的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对此有很大影响。夏洛特患有胸部水肿，开给她的药——毛地黄，司各特觉得比病痛更可怕。使他发愁的是，她根本不作任何恢复健康的努力，他相信对她来说散步是很有益的。夏洛特不喜欢对人诉说她的病，老是坚持说，她好些了。5月11日，司各特要到爱丁堡去办理诉讼事务，他去卧室看她。她从枕头上欠起身来，力图做出笑容，并说：　　“你们大家干吗都这么愁眉苦脸的。”临走前，司各特去向她告别，但她睡得很香，他不想吵醒她。四天以后她去世了。司各特立刻回到阿博茨福德。他得劝说安娜，因为她不时歇斯底里地浑身发抖，昏厥过去。　　“而我自己感觉怎样，那就难说了。时而坚强得像岸边的悬崖，时而软弱得像撞击到悬崖上的波浪。”司各特处于某种麻木发呆、对一切不闻不问的状态，人们在遭到大的不幸时，往往如此。他写信给莫里特说：　　“您所提到的尘世的烦恼，在这个巨大的无可弥补的不幸面前，都算不了什么。”他知道，他再也没有能听他倾诉衷肠，为他分忧解愁的伴侣了。　　“我看到了她的遗体。我看到的面容既像，又不像我的夏洛特，我30年的朋友。身材仍然那样匀称，虽然从前那么柔和高雅的线条现在已变得僵死。但我觉得这张蜡黄的脸，削尖的面庞，已经不是生命的象征，而是对生命的嘲笑——难道这就是原先充满生动表情的那张脸吗？不，我不敢再看这张脸…… 　　“但将要安息在德赖堡遗址的不是我的夏洛特，不是我青年时代的新娘和我的孩子们的母亲。在那里，我和她曾度过那么多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时刻。不，决不！她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感觉和理解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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