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46)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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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司各特和乔安娜·贝莉见了面，并和她在汉普斯泰德共进早餐；他还摆姿势让本杰明·希顿和詹姆斯·诺思科特为他画像，参加了德文希尔公爵在自己家花园里举行的招待会；他在霍兰德宫住了一夜，对这所庄园赞叹不已。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简直不相信，这里离伦敦近在咫尺：这里的环境太幽静了。他在赛缪尔·罗杰斯陪同下沿着两边尽是参天大树的绿色小路散步，谛听鸟儿的啼啭声。在这里居住并呼吸新鲜空气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多可惜，这座古老的别墅将要被拆毁，在原地建造砖瓦房屋。”司各特回忆说，在许多次招待会中的一次，“一位年轻女士要求我给她一绺头发，在这件事上拒绝她是没有意义的。作为交换我为自己取得的是，让她吻了我一下。”他对这一切相当没有兴趣，因而他所说的“伦敦社交界精华人物”甚至使他觉得有些好笑。　　在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周旋应酬期间，司各特尽量抽出每一分钟空余时间来和亲人们在一起。为了索菲娅和乔尼，他乘轻便马车去了一趟布赖顿，只用了六个小时，从1815年他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以后，他感到这个游览胜地扩大了一倍。“这个懒汉和残疾人之城是一个名利场，这里有风笛艺人在吹奏，狗熊在跳舞，还有潘奇先生主持舞会。”从布赖特离开时他心情沉重：乔尼的病看来没有希望了。　　司各特两次去汉普顿—科特看瓦尔特，那里的宫殿比20年前更使他喜欢。第二次他和安娜由华兹华斯、赛缪尔·罗杰斯和汤姆·穆尔，以及华兹华斯的女儿和妻子陪同。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离开伦敦前司各特去唐宁街拜会威灵顿公爵（当时公爵已担任首相），“以便使洛克哈特在必要时能有个靠山”。“我只能给他把球放好；现在他得自己把高尔夫球棍拿在手中，来打这个球。”但是不管洛克哈特本人怎样努力想成为政界人物，由于对自己的力量没有把握，他摆错了姿势，目标瞄得不准，终于未能把岳父放好的球直接打入球门。　　5月底登上归程，司各特一行在罗克比莫里特家住了两天，6月2日回到阿博茨福德。　　司各特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但总能抽出余暇。“人们有时夸我做得多，但如果我能好好利用我被懒惰和游手好闲窃去的时间，那就确实会有值得惊奇的事情了。”在家里当他感到时间很紧的时候，他常常耽于懒散；而在办公务时他常常思想开小差，使自己得到休息：“我不能强迫自己只想一件事——我的思想需要在两条不同轨道上跑，否则我在这一件事上就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就和他的狗一样，当可以把笔搁到一边时，总是轻松地迎接这一时刻：“于是，时钟已指着正午，已经工作了四个小时，我想，可以允许自己享受一下散步的乐趣了。那些狗看到我准备合上写字台的盖，便尖叫着表示亲热，让人感到它们的高兴。” 　　工作结束了，人们可以看到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去散步的情景：他右足微跛，头戴一项蓝色无沿帽，身穿绿色猎装，腿上裹着护腿套，脚登笨重的鞋子，扶着汤姆·帕迪的胳膊在树下漫步。司各特有时停下脚步观赏风景，或者和汤姆讨论某个植物志方面的问题，或者对狗说些亲切的话，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下一章或者考虑孩子们的将来，或者考虑“宏篇巨著”售出后能否还清债务，或者考虑政治形势。1828年秋他同时进行着一部新小说、全集各卷的注释和前言、苏格兰历史故事集，以及为《每季评论》写两篇大文章等项工作。　　那年年底，一件比他自己的病痛更严重的事使司各特深为不安。得知儿子瓦尔特经常咳嗽，他恳求他到法国南部去养病：“我的奋斗要是不能为我的孩子们带来好处，又有什么用呢？老天保佑，你千万别把身体弄垮了。”他提醒瓦尔特，比一般的父子关系更牢固的友谊一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并说：“我恳求你严格遵照医生的吩咐去做，而当你经不起诱惑的时候，想想你的老父亲吧，你如向诱惑投降，便会使他心碎。” 　　当时已当了少校的年轻人听从了这些建议，很快恢复了健康。　　司各特偶尔也允许政治热情注入像个性的存在这样严肃的事，但就连在政治问题上和他意见相左的哈兹利特也客观地承认，司各特在自己的小说里表现得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理智摆脱了宗派狂热和成见，他力图向读者转达一种对人性的一切不同表现的宽容态度。“他的作品的总和几乎是人的全部天性的再版”，哈兹利特说。他认为司各特和莎士比亚一样，“比自己的名望更为伟大。”如果说瓦尔特爵士参加过政治斗争，那也完全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他的祖国的自由受到威胁，或者是国家遇到像解放天主教少数派那样的问题时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在后一种情况下，司各特站在辉格党一边——形势对他说来是不希望看到的和不愉快的，但是站在将要倒塌的大厦前——不是勇敢，而只是发疯，而司各特懂得，早在国会辩论开始前，争取解放的斗争在国内舆论中已经取得胜利。　　他相信，只有威灵顿公爵才能拯救国家。当获悉首相和罗伯特·皮尔爵士打算满足天主教徒的要求时，司各特建议洛克哈特在《每季评论》上制止一下骚塞，因为骚塞极端仇视天主教，而时代要求和解。使自己的托利党朋友们更为不安的是，司各特甚至出现在群众大会上，提出决议草案支持天主教徒，而当国会宣读爱丁堡支持天主教请愿书时，他的名字受到热烈的欢呼。　　但是，司各特还是尽可能地和政治保持距离；1828年和1829年他要操心和张罗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除风湿病外又加上了冻疮——这是一种儿童常得的病，据司各特推测，接踵而来的还会有其他儿科疾病，如麻疹或风疹：“惟一的希望是，牙齿可能重新长出来。”接着视力逐渐减弱，饮酒后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今天我的代理人和我一起吃午饭，我们喝了一瓶香槟和两瓶红葡萄酒。要是在过去我就会说，对于三个人来说，喝得太少了：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洛克哈特。但我感到喝得太多了，觉得不舒服。”除了这一不好的征兆，还加上头疼，医生要给他拔火罐。他镇静地忍受了医生想出的这一折磨，结果拔火罐很管用，所以他没有想到，小病是中风的先兆。　　接踵而来的这些疾病使他变得极爱因小事发火：“安娜又超支了。　　和她争论也没有用。她每次都发誓改正，要像我希望的那样遵守诺言，但她老是做不到。无论如何应该教会她节省些。”詹姆斯·巴兰坦也使他生气。首先印刷商不喜欢他的新小说《盖厄斯坦的安妮》。这部小说的一部分情节发生在瑞士。詹姆斯公正地指出，作者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司各特反驳说，他去过苏格兰山区，看到过图片上的瑞士风景：“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认为，他变成地质学家了。否则他何必担心我歪曲我的雾中美人应出现在上面的那个瑞士悬崖的形状呢？”司各特明白，他的创作力衰退了。当他在手稿上写下最后一个句点时，他自己也憎恶这部书了。1829年4月29日他写完了这部小说以后，立刻坐下来写关于苏格兰历史的条目，这是他答应为百科全书写的。这个条目的前几段他觉得不行——“但我什么时候对自己满意过呢？即使在别人对我满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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