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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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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厄斯坦的安妮》于1829年5月出版，在英国受到欢迎。小说以描写瑞士风景开始，这看来应归功于卡尔·贝德克出版的导游书，而情节本身则取自历史材料。司各特少年时对巫婆、术士、魔鬼和幽灵的喜爱一直保留终生：他的最后作品之一是《关于鬼神学和巫术的信》。在《盖厄斯坦的安妮》里出场的有形形色色的迷信、幻影、秘密团体、地洞、不祥的仪式、神秘的失踪及其他种种对于头脑未成熟的人来说引人入胜的戏剧性花招，包括可以降落的吊门和恶教士。这一切在晚于司各特进入文学界并且不及他的其他作家的创作中曾多次出现，而且写得比他好得多。 詹姆斯·巴兰坦不喜欢司各特的新书，这可能是由于他的家庭不幸。 1829年2月，詹姆斯的妻子去世了。他感到失望，于是到乡下去，一直闷闷不乐。司各特提醒他：“当人们决定诱惑基督时，撒旦想出的第一件事是把他带到沙漠去，”工作才是医治痛苦的最佳药物。但在灾难面前詹姆斯沉溺于宗教，而这就等于沉溺于酒瓶：借酒浇愁愁更愁。 老朋友肖特里德和丹尼尔·特里等人去世了，他自己的病加重了，他已经不能聚精会神地工作了。“我的思想不肯走上轨道，”——他自己这样给自己的状况下结论。银行家威廉·福布斯爵士之死切断了把司各特和青年时代的爱情相连结的最后一根线索。“漫长的一生中我们的友谊始终不渝，他的善良是无穷无尽的，”关于威廉明娜的丈夫他这样写道。儿孙们的陪伴对孤苦老境是一种安慰。但当年轻一代从阿博茨福德离去时，这反而加深了他惘然若失的感觉：“家里……安静下来了，就像在墓穴中一样。听不到孩子们的声音。他们一直以欢快的叫喊声充满各个房间，但现在他们的声音消失了。这样的空空荡荡使人忧伤，我怎么也恢复不到我平时固有的精神状态。忧郁向我袭来，我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况且整日下雨，不能出外散步。” 1829年10月，做完一天工作后，看上去十分健康的汤姆·帕迪在桌旁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对司各特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主人这样喜欢汤姆，每次回到阿博茨福德都感到特别高兴，预先琢磨着和自己忠实的助手在一起的滋味。司各特向老朋友休斯太太倾诉了自己的感情，她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区神甫的妻子：“我对这可怜人已如此习惯，以至现在大有失去手足之感——他一直随时准备代替我的手和脚。我要是想砍树，拿着斧子的汤姆在哪里呢？我要是遇到艰难的上下坡（您知道，我在散步时这是常有的事），再也没有汤姆有力的臂膀来扶我一把了。把汤姆埋葬在梅尔罗斯修道院墙边。坟墓上头立了碑，司各特为它想好了合适的墓志铭：“对安息在这里的人可以托付无数财富，但只能托付少量的威士忌。”但是，按照当地的风尚，最后决定只镌刻简短的碑文。 司各特对债权人的工作进展顺利，他又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了。 1829年6月凯德尔着手出版“宏篇巨著”，开始每年出一卷。司各特一生中第四次创造了畅销书作者的纪录：从来还没有一位作家的全集有过这样大的发行量。第一卷《威弗利》）25000册在两星期内全部售完；接下来的几卷需求量也不小，于是凯德尔向作者宣布：“过去一切图书商业的成就与此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但就在胜利的最辉煌时刻，命运准备给予司各特最后的打击。 第二十三章 最后打击 司各特的一生是想象战胜现实、精神战胜肉体的最高尚例子，如果认为这里的“现实”是童年的脊髓灰白质炎和残疾、40岁后的三年病痛和五十多岁时的破产的话。充满创作想象力的内心生活是他赖以克服肉体上的疾病，眼也不眨地迎接自己的一切功名希望的崩溃，并“在雷声轰鸣下睡大觉”的支柱。他也同样坚定地承受了命运的最后打击，虽然他的精神力量此时已遭破坏，而且肉体上备受折磨。 1830年2月15日，他像往常一样饱饱地吃了早饭。然后便和霍维克的扬小姐一起修改她写的关于她父亲、一位脱离国教的教士的回忆录。 司各特答应过要帮她修改这些回忆录。突然他的话开始说得语无伦次。 扬小姐立刻走了，而司各特从桌旁站起身走到客厅里去，这时他的女儿安娜、他的一个表妹，还有洛克哈特的妹妹正在那里聊天。他的面部抽搐着扭向一边，默不作声地开始在房间里走动，手里拿着表。安娜吓晕了过去，洛克哈特的妹妹帮她慢慢恢复知觉。这时为这一突然情景惊呆的表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听见他终于说出话来：“15分钟。”后来明白了，这是他在测算，失去言语能力的时间有多久。几个月后，他在《日记》中记道：“很像麻痹或中风。不过，不管怎样，我能对付过去。” 医生给他开的方子包括拨火罐、吃药和严格控制饮食，禁止烟酒，禁止工作。最后一项规定他做不到。他知道，完全无所事事会使他发疯的。 司各特不一定意识到他的脑子已经受到损伤，中风后他写的东西表明，他的创作能力急剧下降。 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仍继续答复来信，接见客人，有时还外出旅行。旁人写信给他，想知道他对他们的作品的看法，司各特认为，这就好比“请求我在他们耳朵边上说好话。”“正相反，”司各特揶揄地说，“当这些荒唐的来信之一的作者具有某种和我通信的理由时，我才会感到惊奇。”约翰·辛克勒牧师是曾想让司各特娶公爵夫人为妻的那位约翰·辛克勒爵士的儿子。他的书简证明，愚蠢是能遗传的。这位牧师姐姐的长相，据司各特的看法，像个严厉的掷弹兵。她把大作家一般的社交礼貌当成了更深的感情表现，并据此得出了对自己来说十分引以为荣的结论。约翰牧师请求司各特随便写上几句，以便向他姐姐证明，她的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司各特的回信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不接受向他伸出的手和交给他的心，并非只出于谦虚。但过了几天，和一位波兰伯爵的可爱的妻子相识以后，他不禁寻思道：“如果这样的女人爱上一个年近60的跛足的二级男爵，那倒还值得一谈。” 他又重游了一些少年时代以来值得纪念的地方；6月间他和凯德尔及巴兰坦一起在普雷斯顿过了一整天。在普雷斯顿的美好的一天被乔治四世逝世的消息破坏了。“他对我非常仁慈，总的说来是一位仁慈的君主，” 司各特叹息地说。他在不久前得知，国王打算提议他领导斯图亚特宫档案手稿研究和出版委员会，并给他加封枢密顾问衔。第一项提议使司各特感到高兴，他急欲赶快着手干这件事，第二项提议他拒绝了。 1830年夏，客人和拜访者挤满阿博茨福德，一连几个星期司各特都没有时间记《日记》。威廉·莱德洛及其全家重新迁入凯赛德；威廉的到来对司各特大有好处，而且令人高兴。洛克哈特夫妇住在奇弗斯伍德，司各特对孙儿们喜欢得没个够。最小的孩子是个小女孩，司各特称她为“爱吵闹的小滑头”，并说：“小家伙要胜过她所有的哥哥姐姐了，假如他们不聪明起来的话。小淘气长大了一定很聪明。”他看得很准：后来夏洛特·洛克哈特把自己的婚事处理得非常聪明，因而司各特的直系后裔至今仍居住在阿博茨福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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