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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查托认为，公开向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的朋友承认有这样的一位妻子是一种耻辱，有损他的家族荣誉和他自己作为印度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尊严。有一次，几位著名的印度人士来到柏林，查托约好了去会见他们。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史沫特莱和几位美国朋友约好了到剧院去看演出。史沫特莱感到很抱歉，征得查托的同意后，史沫特莱就到歌剧院去了。当戏的第一场演了一半时，史沫特莱感到坐不安稳，总觉得她应该陪同丈夫去会见客人。她走出了歌剧院，匆忙赶到查托和朋友会见的旅馆，愉快地微笑着出现在查托面前，哪里料到她的到来使查托万分尴尬。他恼火地一下子把她拖出门外，说：

　　“你瞧，你干吗到这里来？难道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会使我的地位不堪设想？我不能把你介绍给那些人——他们都认识我的家族，我怎么能够把你介绍给他们呢？”

　　史沫特莱听了目瞪口呆，大为震惊，问道：

　　“你的家族？那你究竟为什么不能把我介绍给那些认识你的家族的人呢？”

　　“啊，这是办不到的，你一定得马上离开这里！”

　　史沫特莱回头一看，见到所有这些印度人都惊讶地望着她，似乎把她当作一个下流女人。

　　史沫特莱在夜晚的柏林街头徘徊了几个小时，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悲伤。

　　在所有旅居欧洲的印度人眼里，查托是一位才华出众很有威望的长者，家里经常人来人往，流亡欧洲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往往是一下了火车就直接投奔查托而来，有些还是很年轻的学生。史沫特莱触动了母性心肠，对他们充满了同情，不遗余力地照料他们的吃住。但长此以往，经济上和体力上都不胜重负，她外出授课和做家庭教师的收入已经不敷支出，她不得不到处借钱，最后到了债台高筑的地步，只好挤出时间写点东西挣钱。三年来，她就是这样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

　　但是尽管这样，她还要承担一切家务：做饭、洗碗碟、擦地板、洗衣服、熨衣服，一声不响地为丈夫和到家里来的一切印度人做着这一切。按照印度的风俗，吃饭时必须让男人先吃饱，女人只能吃男人剩下的饭菜。他们夫妻俩吃饭时是不是按这种风俗办，不得而知，不过每到开饭的时候，总会有两三个突然来到的客人，那么史沫特莱就只好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那份食物。而这些印度客人并非全是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同志，有不少只是来做生意的，查托一视同仁地款待他们。这种封建的生活方式终于激起了史沫特莱的愤怒，她在给她的朋友、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的信中写道：

　　我把一生献给了印度，但我却不得不为商人做饭，而且我还得坐在旁边听他们高谈阔论，说什么欧洲的女人全是娼妓。而且，从清早到深夜我得应门铃，接电话，那是催我丈夫还钱的人打来的电话——我丈夫从未借过这些钱，是别的印度人借的，可是他同意代他们还债，因为他说，这与印度的荣誉有关。事实上一笔一笔的债都得由我去还清。该死的印度荣誉！

　　史沫特莱终于经受不住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重负，她病倒了，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晚上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得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整天情绪沮丧，目光呆滞，似乎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为了挽救自己，她决定离开查托，即使只离开一段时间也好。1923年夏天，她得到女友莉拉·辛格的帮助，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去住了两个月。到了9月，史沫特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基本恢复了正常，她回到了柏林。

　　史沫特莱的出走使查托害怕了，他怕她会离开他。她一回来，他就把她紧紧地缠着不放，说没有她他就无法生活，无法继续从事印度独立的工作。史沫特莱说不知道自己还爱不爱他，但事实上查托还是占据着她的心，她想用时间来医治内心的创伤。查托向她发誓，放弃要求她服从东方习俗的权力，恳求史沫特莱重新跟他生活在一起。她虽然明知道跟他在一起将会很痛苦，但还是答应了他的恳求。

　　史沫特莱决定继续留在柏林是因为她打算申请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她向往学习，想使自己真正地登上文化的巅峰，这个心愿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申请没有获得准许，因为她无法提供在美国学校念书的成绩单。她写信回纽约，请朋友们帮助她弄到成绩单寄来。她和查托说好，如果明年春天进不了柏林大学，她就要回美国去。她已经31岁了，但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知的、没有教养的、不成熟的动物”，她迫切地希望有机会继续学习。

　　她和查托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家，过的还是原来那样的日子。史沫特莱的情绪又抑郁起来，健康情况又开始每况愈下，终于又完全病倒了。她的病情一天天地发展，已经严重到出现神经性发作的症状。当病发作的时候，她丧失了对自己身心的控制能力，她浑身哆嗦，跌倒在地。她整夜失眠，服用的安眠药剂量越来越大，药性越来越烈。但只要身体稍微可以支持，她仍然坚持写作。史沫特莱自身婚姻的不幸遭遇使她对妇女问题产生了更加激进的看法。她认为，妇女虽然在自然属性，例如体力方面不能取代男性，但在社会属性方面，妇女不应该是低能的。是男性扭曲了自然的面貌，使妇女一直被迫处于与她的天性不协调的地位上；但她又不得不安于这种地位，因为惟有这样才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

　　她在给弗洛伦斯·伦农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妇女就不该成长起来，发展与她的天性相适应的一切才能，至于发挥什么样的才能，那是无所谓的……我不愿意接受人们现在对妇女地位或男人地位所提出的社会准则，因为我不认为今天的社会对男人或女人或阶级的看法是合理的、正常的。在性别上有差别的自然面前我低头承认，但是在建筑于统治阶级妄想掌权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面前，我决不低头。这个制度从家庭与学校开始，错用了生命的源泉。在这种制度下，成千的妇女受到挫折，被迫哑口无言，她们的才智从来得不到发展；但是假设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她们的天性会促使她们充分地发展她们的聪明才智。

　　……我确实恨的是男人，尤其是那种男人，认为一个女人必须有一群孩子围着她的裙子转，否则这个女人就该永远永远受到诅咒……今天太多的妇女只是无目的地生孩子。我的思维方式认为生孩子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只有当你明确了生命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你要产生一条新生命以后，你才能生孩子……

　　史沫特莱对婚姻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认为当婚姻约束了妇女的社会属性，并且使她们的自然属性也遭到扭曲的时候，这种婚姻是毫无意义的。她相信人类将来的发展一定会导致妇女自身的完善，使她们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发挥。她把这些观点写成论文发表，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的。

　　德国的朋友们劝史沫特莱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给她介绍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内夫的中年女医生，弗洛依德学说的正统派。

　　纽约的朋友们也纷纷寄钱，资助她的治疗。而查托却把精神分析嘲笑为传教士的说教和巫术迷信。史沫特莱觉得已经走投无路，就在1923年底开始接受内夫医生的分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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