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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10月中旬，史沫特莱得到了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去世的噩耗。父亲的去世，使她又想起了两年前从莫斯科回上海途中在加利福尼亚和家人团聚的情景。这次团聚是痛楚的。自从1916年离家求学，她整整18年没有回过家了。父亲已经71岁，仍然酗酒，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更衰老、颓唐。小弟萨姆已经结婚，做一些临时的工作，找不到固定的职业。家里惟一有固定收入的是妹妹默特尔。默特尔由姐姐资助读完师范学院以后，一直在圣迪戈区的一所小学当校长。她的工资很有限，不能彻底改变家里的困境。史沫特莱向家人谈她在上海的生活。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史沫特莱说，这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正在衰落的表现，她劝萨姆参加美国共产党，萨姆以极肯定的语气拒绝了。一家人都不理解史沫特莱的政治热情，气氛显得很不和谐。现在父亲离开了人世，激起了史沫特莱对父亲和家人的深深的内疚和怀念之情。

　　史沫特莱还没有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又得到了鲁迅在上海去世的消息。那天是10月23日，一位女友来到史沫特莱的住处，悲伤地对她说：

　　“我们中国人遭受了许多损失。现在我们又遭遇到另一个损失——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逝世了。”

　　史沫特莱痛失良师，她觉得鲁迅的逝世不仅是她个人的悲痛，而是一个民族的损失。这个民族失去了一位一生为民族的未来而生活和工作的伟大的人，一位以自己的高尚完美的人格影响着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伟大的人。

　　这时候，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也知道对日作战不能避免，但却想尽办法把对日宣战尽可能往后拖。他爱说的一句话是：“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他正在同日本人谈判，试图争取时间按照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模式使他的军队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他要掌握时机解决西北的“共匪”。他认为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元气大减，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机会。现在就看他如何部署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根据地了，所以张、杨二将军的部队是蒋介石手中的两颗关键性的筹码。可是这两支部队已经私自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决定亲自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行动。

　　10月，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飞往西安，表面上悠闲地到处游山玩水，其实心里作着紧张的谋划。玩了几天以后，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剿匪”任务。张学良站起来，激动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现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觉得这种同胞之间互相杀害、消耗国力的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我在这里向委员长再次请求，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的建议，共同商讨抗日大计，这不仅是我张学良一个人的要求，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意见。”

　　杨虎城也说：“官兵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值得考虑。”

　　蒋介石勃然大怒，把紧握在手中的铅笔往桌上用力一掷，说道：

　　“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既定的国策！”

　　11月2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李公仆、王造时和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这就是“七君子事件”。罪名是莫须有的，或者如沈钧儒先生所说，叫做“爱国未遂”罪。蒋介石又下令查封全国14家抗日进步刊物，悍然宣布：有“侈言”抗日者，格杀勿论！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各界人士纷纷抗议，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被捕爱国者的运动。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再次向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布“剿匪”训令的同时，命令集结在陇海线的中央军向陕西推进，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处于被监视被分割的状态，以便必要时把张、杨部队调离陕西，把地盘让出来，让中央军去打内战。张学良在绝望之中，仍企图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团结抗日。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蒋介石冥顽不化，坚持反共立场：

　　“你们的任务，第一是剿共，第二是剿共，第三还是剿共！你们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不要问为什么！”

　　张、杨二将军看到直谏、苦谏、哭谏都不奏效，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决定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抓起来，强迫他同意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就在蒋介石到西安以后的两三天，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和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游行示威，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示威运动达到了高潮。在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下的西安，群众游行是允许的，可是这次蒋介石直接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他的私人卫队和西安警察有恃无恐，公然开枪镇压游行群众，当场打死了9名学生，逮捕了12人，一名12岁的小学生也被打死在街上。张学良在群众的示威行动面前感到进退两难，他同情和支持他们，又不忍心看着他们流血牺牲。他要求蒋介石下令释放被捕者。对自己的无上权威十分自信的蒋介石，看到张、杨拒不执行镇压爱国群众的命令，怒不可遏，给张、杨下了一道为期两天的最后通牒。立即执行命令，开始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否则解除他们的职务。于是张、杨决定提前实施兵谏，用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写下了惊人的一页。

　　12月12日黎明前，蒋介石在睡梦中猛然听见几声枪响，感到事情不妙，他穿着睡衣，连假牙也来不及戴上，黑暗中冲出房门，摸摸爬爬，溜到东侧围墙边。贴身卫士蒋孝镇弯着腰，弓起瘦小的身躯，把蒋介石托出围墙外。蒋介石摔在满是碎石的沟里，走时匆忙趿上的鞋子也不知掉到哪里去了。蒋孝镇翻出墙外，扒下自己的皮鞋胡乱给蒋介石套在脚上，背上他就仓皇往后山跑去。后来蒋介石被发现躲在山崖上的一个不很深的缝隙里，脚上的皮鞋早已不见了，一双脚上满是血，已经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望了一眼黑洞洞的枪口，抖抖索索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司令要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头的军官向蒋介石道了歉，把他背下山。一路上士兵们不断地喊道：

　　“我们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我们要打回东北去！”

　　蒋介石被扶进汽车，送回西安。他仍然浑身发抖，拒绝说一句话。

　　在东北军扣留蒋介石的同时，杨虎城的士兵冲进西安的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介石的全体随员。

　　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临潼，回到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12月4日，蒋介石来了，他把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点定在临潼，而把他的随行人员留在西安，也住在西京招待所。12日，杨虎城的士兵冲进西京招待所逮捕蒋介石的随行人员的时候，这支带有军阀风气的队伍也骚扰了西京招待所的不少住客，连史沫特莱也未能幸免。士兵用枪托猛砸她的房门，冲进房间，把她的钱和衣物抢掠一空，连她的摄影器材和珍贵的胶卷也被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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