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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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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史沫特莱在长江边上见到三个重伤员，一个躺在地上，头部草草地裹着绷带，绷带上沁出血迹，已经昏迷不醒，另外两个是腿上扎着绷带，拄着双拐，艰难地站着。史沫特莱不由得心里发痛，上前问道： “你们需要帮助吗？” “我们是在向日军发动的一次进攻中受伤的，这个弟兄的伤口已经化脓。我们要找医院。” “前线没有医疗队吗？” “没有，啥也没有，我们一挂彩，就撤下来了。” 史沫特莱马上叫来三辆黄包车，一个轻伤员扶着昏迷的重伤员共乘一辆，自己和另一位伤员各乘一辆，把伤兵送到医院去。她掏出钱来，要付车费，车夫无论如何也不肯收，拉上车掉头就跑了。这件事在汉口的车夫中一传十，十传百，都被这个他们不认识的蓝眼睛的外国女人的行为感动了。没几天，就有一大批黄包车夫自愿无偿运送伤兵。 过了几天，史沫特莱到医院去看那三个伤兵。那个昏迷不醒的重伤员已经死了。 “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什么吗？”史沫特莱辛酸地问道。 “他姓吴，他一直昏迷不醒。”那个腿上受伤的老兵说，“先生，您救了我们，您真好，您贵姓？” “我们会再见面的，”史沫特莱说，“祝你们早日康复。” 史沫特莱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部，找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大夫。林大夫是一位有才干的医学专家，他出生于新加坡，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曾在苏格兰上中学，说一口苏格兰口音的流利英语。史沫特莱向林大夫介绍了八路军急需医药供应的情况，提出为八路军募捐改善医药供应的要求，林大夫非常同情。史沫特莱考虑到全国抗日军队同样需要医疗援助，她建议将受过教育和经过一定业务训练的青年招募到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林大夫表示同意。接着，在中国学生救国会召集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团体的联席会议上，史沫特莱号召青年们踊跃参加中国红十字医疗队，到军队中去做救护工作。她说：“这不仅仅是人道的问题，救护员增多可以提高士兵的勇气，增强士兵的斗志。而且知识青年到了军队，还可以增进士兵的知识。”她的动员得到了广大爱国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报名参加红十字会医疗队。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到了皖南新四军中，成为新四军战地救护的核心力量。 林可胜大夫为前线的医疗救护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直到史沫特莱离开汉口以后，林大夫仍然继续致力于改善军队医疗供应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3年前后，他建立了一个医疗供应系统，在战地分设了100多个医疗单位，拥有200多辆救护车。在汉口他创办了一个医疗服务培训学校，后来转移到贵阳，在战地保存了五个分校，训练了1.3万多名医务人员。 史沫特莱为了争取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日的支援，与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过去，史沫特莱在纽约和柏林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英国大使馆曾给史沫特莱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现在不同了，史沫特莱具有了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特殊身份，西方外交家都愿意跟她往来，利用她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中介人。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是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外交家，他对史沫特莱提出的募捐要求很感兴趣，愿意帮忙。没过多久，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克拉克·克尔一直是史沫特莱的事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史沫特莱后来回到美国以后，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史沫特莱在汉口住了十个月，她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以及整个中国抗日军队所处的困境。她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上。这一系列报道，充分表现了这位记者和作家的勇气和才华。她的战地报道的质量赢得了国际的承认。1938年夏天，她正式被聘为《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外记者。同时，她的新著《中国在反击》也即将出版。 史沫特莱的作品所反映的中国抗日军队的英勇奋战和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引起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关注。在美国，成立了以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萨拉·罗斯福为名誉会长的中国救援委员会，她通过宋庆龄把医疗用品送到八路军和游击队手中。 史沫特莱在汉口住在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里，这里是当时汉口进步力量代表人物的聚会场所，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共产党人和许多中外进步人士，都来过这里。鲁茨主教和他的女儿弗兰西丝给史沫特莱安排了一个宽敞明亮而又安静的房间，让她静心写作。可是史沫特莱心里牵挂着缺医少药的前线士兵，怎么也坐不安稳；想起风陵渡上和汉口街头那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她常常禁不住流下眼泪。弗兰西丝对她说：汉口有钱的人很多，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晚会，请他们给前方将士捐款。 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由鲁茨主教出面，请来了许多中外朋友。弗兰西丝弹奏了几首欢快的美国乐曲，客人们即兴表演，史沫特莱以激昂嘹亮的嗓音，唱了一首《最后关头》。接着，她向大家讲述了八路军和中国抗日将士的英勇斗争，请大家捐助，朋友们纷纷解囊。几天以后，史沫特莱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把10300元捐款，交到当时正在汉口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手中。以后，又给各条战线的抗日士兵送去1000双手套、线袜和布鞋，还有1万元和300磅药品。 史沫特莱的募捐是成功的，她简直是无所畏惧，甚至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和行政院长孔祥熙都被她征服了。 在一次午餐会上，史沫特莱见到了宋子文。她单刀直入，问财政部长是否了解中国士兵的医疗救助实况，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中国士兵只能从饷金中得到极少的医药补助费；而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这点微薄的补助费还经常被长官们私吞。红十字委员们所得到的国外捐赠，又必须遵循国际捐赠者提出的条件，只救助难民，不向战斗者提供医药救护，中国士兵无法从中得到一点好处。前方士兵每分钟都在流血、死亡，忍受着伤痛的折磨。这一切，财政部长不会不知道。 史沫特莱侃侃而谈，毫无顾忌。宋子文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从来没有人敢于冲着他直言不讳。现在，他始而吃惊，继而羞愧，一个外国人如此热衷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唤醒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未泯的良知，他捐出了一个大数目：法币1万元。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邀请她的老同学孔祥熙共进晚餐。史沫特莱出席作陪。她大胆地向孔祥熙募捐，大获成功。斯特朗在她编写的史沫特莱的传记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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