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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天，史沫特莱在她的日记中简单而潦草地记下了她的行动：

　　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全国为之震惊。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我参加了街道巡逻。谣言说有人看见50架日本飞机飞经旧金山市上空。

　　12月8日，在洛杉矶市政厅集会上发言，讲解中国的形势。

　　12月10日，在当地外贸协会上发言两小时斥责商人们给日本提供了武器装备。提到日本人已袭击香港和在菲律宾登陆。

　　12月16日，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前来接洽把《中国的战歌》拍成电影的事。

　　12月29日，代表“为自由而战”委员会在广播电台讲话。

　　大半生不平凡的经历使史沫特莱思维敏锐，洞察力极强，其基础是对亚洲被压迫人民的深刻的了解和对西方国家政治的深入研究。为什么日本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东南亚发展自己的势力？史沫特莱有自己精辟的见解，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文明的核心里有一个正在露出来的溃疡。这个溃疡就是我们自认为白种人优越，命定要统治有色人种。日本人正将这一信念打得粉碎，并将它淹没在我们自己的血泊里。他们呼吁所征服的亚洲人民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把白种人赶出去。

　　事实上，缅甸人正在积极地帮助日本人，为的是要从白人的统治下解脱出来，他们被白种人统治得够了，因此对肤色相同的日本存在幻想，认为他们有可能比白种人要好一些，多次被英国人监禁过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钱德拉·博斯也打算求助于日本人，因此孟加拉必将是继缅甸之后倒下去的另一张多米诺骨牌。当然，大多数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懂得，要是把英国的枷锁换成日本的枷锁，他们必将一无所获。

　　在美国与日本正式开战的情况下，史沫特莱仍然没有忘记中国，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中国看作一个平等的盟友，给予全力的支援。她的演说越来越受欢迎，她名声大振，充满信心地相信自己的观点能够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

　　直到1942年2月，局势稍稍平静下来，史沫特莱才到奥加衣的山间小屋里住下来，安心地继续从事写作。

　　奥加衣位于洛杉矶以东的一片丘陵之上，是一个由疏疏落落的、各具特色的夏季小屋组成的小镇。史沫特莱的小屋非常雅致，坐落在一片广阔的山谷地的西面，屋后是长着密密的塔松的不高的群山，屋前是一片广阔的坡地。坡地的坡度平缓地逐渐向东倾斜，在坡地的最低处，是一条不很宽的乡间公路，公路以东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过了小河，再往东走，地势又逐渐升高，又可以登上东面的群山了。沿着公路往南，群山逐渐收拢，坡地越来越狭窄，公路在山间蜿蜒，小河的流水也变得湍急了。到了这里就可以看到山间的小盆地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葡萄园。山里阳光充足，成熟的葡萄散发着清新气味。史沫特莱站在小屋前的台阶上，遥望着铺满绿油油的青草、点缀着各种颜色的烂漫山花的谷地，体验到一种激战之后获得休息时的轻松和舒畅。她情不自禁地把眼前的景色和她少年时代生活的中西部作比较，这里没有中西部那种贫瘠粗犷、黄土弥漫的景象，这里太平洋柔润的风轻轻吹拂，一切都使人感到宁静安适。

　　邻居泰勒一家很快就成了史沫特莱的好朋友，这一家的主人是约翰·泰勒和他的妻子艾诺，还有个小女儿，艾诺的母亲埃尔维拉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埃尔维拉是个按摩师，史沫特莱在伏案写作之余，经常来找埃尔维拉按摩，以消除背部的疼痛。约翰是个教师，夫妻俩都只有20多岁，他们像孩子似的好奇地听史沫特莱讲中国游击队的故事。艾诺后来回忆说，她和艾格尼丝的友谊是她有生以来最富于激情的友谊。艾诺是个年轻的家庭主妇，史沫特莱劝她每天读读《国会记录》，关心国家的事情，不要“一头扎进尿布盆子里”，变得生活枯燥，语言无味。

　　她还跟艾诺谈起自己的两次婚姻经历和曾经有过的不止一位情人。过去的婚姻生活使她感到困扰，使她产生了“婚姻是一切罪恶之源”的过激的观点，她认为造成妇女种种不幸的根源是现存的婚姻制度。她是不能在一种固有的秩序中生活的，这种固有的秩序使她感到自己是受到压迫。但是现在她明白了，性放纵只是一种很消极的办法。在延安的时候，她认为延安的女干部过的是极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于是她用自己的办法对这种生活进行冲击，而现在，她反对的是另一种极端。她预言，在未来的更加合理的社会里，一定会有一种健康的婚姻制度，以保障建立在真正的爱情的基础之上的两性关系。

　　年轻的约翰和艾诺对史沫特莱的观点持保留态度。直到史沫特莱离开了奥加衣，他们的讨论仍在继续。1943年1月27日史沫特莱在纽约给艾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年轻时过着的是怎样令人憎恶的生活啊！我怎么就没有遇见过一个我可以为之骄傲的、可以让我宣称‘我和他睡过觉’的男人！我只能爬到某个角落里，独自羞愧地去沉思这些事。萧伯纳说得对，性生活是人类感情之中最短暂、最不可靠的了，只有当它和最深沉的友谊、热情联系在一起，才能使人容忍。

　　泰勒夫妇认为史沫特莱很像卡桑德拉，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中的那位女先知。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她，给了她预测未来的能力，但她拒绝了他的爱，阿波罗一怒之下，让世人不相信她的预言，作为对她的惩罚，于是她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永远能预知即将来临的灾难，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史沫特莱就是像卡桑德拉这样的预言家。

　　在奥加衣，许多老朋友都来看望史沫特莱，最使她激动的是索伯格·布伦丁的来访。史沫特莱只是1934年回纽约的时候见过索伯格一面，以后就再没有相聚过。索伯格已经和哈伯曼离了婚，嫁给了一位东欧的知识分子，住在纽约州的一个农场里。现在她坐火车到加州来探望弟弟厄恩斯特，和厄恩斯特全家开车到奥加衣来看望她过去的弟媳妇艾格尼丝。

　　奥加衣的和谐的气氛非常有利于史沫特莱的写作。《中国的战歌》一章一节地从她的打字机下缓缓地流出。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公司的一位导演看了初稿，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表示愿意把它改编为电影。纽约的克诺夫出版公司已经答应出版这本书，只要作最后的润色，书就可以面世。史沫特莱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满意。1942年10月上旬，她离开奥加衣，皮箱里装着即将完成的手稿和仅有的400元钱，前往纽约。

　　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的火车上，跟史沫特莱同一个车厢的有士兵、有农民、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是最具有美国风格的普通人。他们一路上无拘无束地谈天、争论、互相取笑，高唱着牛仔歌曲和各自家乡的民歌。史沫特莱也跟他们一起放声歌唱起来，觉得又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跟家乡的庄稼汉和矿工在一起。她很久没有过这样愉快的经历了，她觉得正是这些人代表了美国的历史和美国的乐观精神，他们使史沫特莱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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