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6)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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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做一名久负盛名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外记者，对于像斯诺这样的小伙子来说本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斯诺答应考虑一下。可为此，斯诺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处于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如果同意，就意味着至少有好几年时间不能离开上海，那么远足旅行又成为不可能的事。最后，斯诺忍痛割爱，选择了自由旅行。他对密勒说：“我必须旅行，多学习，多感受，想办法去深入了解情况。如果我在上海生根，就没办法做到这一切了。”密勒显得很不高兴，甚至感到斯诺不识抬举，密勒只好说：“今后二十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但如果你依然丢不掉那种旅行癖，那你就去旅行吧。愿你幸运。”有意思的是“老中国通”密勒的话后来都成为了现实，从1929年到1949年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都是世界性的，斯诺在这20年中也是幸运的。　　事隔不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于斯诺。美国新闻界成立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它要物色一个驻远东的游历记者，条件是未婚男青年。具体工作要求是为十二家大报纸提供消息，不必理会最新消息的报道，在亚洲各地自由游历时，碰巧在经过的地方发生了大事件，用电报发回消息就行了。斯诺具备条件，且正想游历各地，真是心想事成。当鲍威尔接到统一新闻协会的电报后，立即想到了斯诺。12月2日，协会回电同意，正式委任斯诺为远东游历记者。斯诺的朋友爱德华·特利则成为统一新闻协会常驻北平的代表。作为游历记者这个职位的报酬不高，但可以自由自在地旅行，旅费由协会支付。这个工作很合斯诺的心愿，斯诺满心欢喜地当上游历记者，直到1933年统一新闻协会解散为止。　　1930年3月，斯诺离开了《密勒氏评论报》，也离开了上海，开始游历记者的生活。正好此时在上海他又不为西方人士所欢迎，原因是斯诺在《美国信使》上发表一篇文章《在上海的美国人》，抨击了外国社团及其成员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攻击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揭露了他们的伪善面目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取。文章指出：“来这里的国会议员认为上海是美国在中国影响的辉煌象征，但我决不是这样想。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人真正关心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家只知道忙着拼命挣钱。商人卖货，传教士兜售圣经；来冒险的、混饭吃的、寻求刺激的，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就因为在这里发财很容易，日子过得更舒服。”“热闹、嘈杂、光怪陆离的租界生活其实是最丑陋不堪的。”当时在中国的洋人大多数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斯诺却是其中的一个叛逆者。斯诺受到在中国的西方人士的围攻，从而使他在上海租界里受到孤立。　　斯诺在观察分析问题时，不为那些过时的、植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所带来的偏见遮住视线。萨拉齐之行是斯诺一生中的觉醒之点，因为正是此行使他摆脱了殖民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真正认识。从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唤醒了他内心情不自禁的巨大冲动，不再认为中国人是低劣的卑贱者，这正是斯诺与其同时代的“中国通”们的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才有他的超群脱俗之举。　　一直想旅行学习、观察社会的斯诺，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偏见的孤立时，趁此机会离开上海。他请求统一新闻协会派他去华南、东南亚和南亚作旅行采访。　　斯诺的请求得到了批准，月薪300美元。斯诺勾画了旅行路线：从上海到台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云南从陆路进入印度支那半岛。　　华南之行使斯诺进一步了解了国民党政府。他在福州、厦门、汕头各做短暂停留，耳闻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劣迹：受贿、贪污腐败、非法没收老百姓的财产，不经审讯就实行监禁、执行死刑，镇压工会组织。到了广州，斯诺的感触就更深了。他曾为孙科送给他签名照片而激动不已，对孙科鼓吹把广州建成模范政府和现代化城市而兴奋。可一接触广州的社会实际却使斯诺大失所望。他从一个地方官员那里了解到广州不正当的收税方式，税收员由官员、商人、银行家和歹徒组成，实行的是包税制。“官员们甚至在粪便上贪污”，一个在广州律师协会的美国人G·爱德华·莱昂也证实了确系如此这般。后来，斯诺作回顾评论说：“这些就是广州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生活。在其后的历次访问中，我从来没有发现情况有任何大的改变。” 　　进入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斯诺决定沿着当年马可·波罗的脚印走到缅甸去。这400里山路，对于一个业余旅行者来说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云南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要翻山越岭就只有步行，在这条通道上常有土匪出没。所以斯诺的这个旅程带有很大的冒险性。然而斯诺全然不顾这些，他说：“我有的只是好奇心以及掌握难得的新闻材料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激发起我的雄心”。　　斯诺来到美国驻昆明领事哈理·史蒂文斯办公室，受到领事的殷勤招待。斯诺在昆明呆了好几个星期。他到处转悠，见到了饥饿的儿童嚼着涂有鸦片汁的甘蔗；一个旧锡矿的童工由于缺乏劳动保护而导致砷中毒后的不堪入目的惨景；在外国老板的剥削下，年工资不过20美元，一旦中毒的工人活不到三四年。住在城里的人却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史蒂文斯极力反对斯诺的堂·吉诃德式的远征，因为他不愿意在其任职期间和管辖区内出现美国人被盗匪抓住砍头的事故。一位中国政府食盐专卖公司驻昆明的监督官员郭炳干（译音）也劝说斯诺不必冒险从事。但他们都未能阻拦斯诺的行动计划。这位山东籍政府官员反而被斯诺的勇气所打动，最后还资助了斯诺。他向斯诺还作了许诺，如果真的被盗匪抓住，他将设法把斯诺赎出来；并且还教会斯诺如何对付盗匪的注意事项。临别时，郭炳干还送给斯诺一盒高级进口香烟，打趣说道：“盗匪也喜欢抽香烟哩。” 　　恰好此时斯诺遇上了一位植物学家约瑟夫·F·罗克博士，博士也想找个伴去考察云南的植物资源，于是两人相约同行。经过一番准备，斯诺买来一匹马，租了几头骡子，采购口粮，并买来一枝勃朗宁式自动手枪作自卫武器。他们上路了，两星期后到达大理。按约定，斯诺与罗克在此分手。斯诺向缅甸进发，在途中不幸得了疟疾，住在英国驻缅专员公馆接受治疗。缅甸姑娘——护士小姐给予他精心护理，使他迅速痊愈。之后他去了印度。　　缅、印之行，使斯诺又一次体验了冒险旅行的快乐，也使他增长了见识，进一步认识亚洲人民。斯诺逐渐形成了自己不同于美国人的思想观点，表现出对亚洲人民的同情，对亚洲各国人民革命的理解，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憎恶。斯诺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缅甸的农民起义。报道中初步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预见到英国殖民军将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场农民土地运动将以失败告终。在越南的河内市，他见到了与中国上海一样的情景，法国殖民主义者专横跋扈，奴役被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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