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7)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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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印度，他第一次拜访了国大党领袖尼赫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也认识了甘地的追随者、妇女活动家——萨洛吉妮·纳杜。斯诺高度赞扬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妇女活动家为印度妇女树立了榜样。斯诺还结识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苏哈西妮女士。正是在印度，通过与苏哈西妮的交谈、争论，斯诺接受了她的赠书，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印度的实践。斯诺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后，发现有的结论用来解释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本质时很恰当。这对帮助斯诺更深刻、更全面认识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感性认识及某种程度上的理性认识。　　第三章　探索中国　　斯诺花了比原计划多两倍的时间游历了缅甸和印度，但此行却使他过得充实。通过亲自体验和比较，斯诺得出了结论：“在许多难以看清，却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人远比其他东方人先进，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而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你就会懂得在今天的表面变化下面，有一种真正然而缓慢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将逐渐加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一种从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而这是顺应历史之必然的。”由此，斯诺想起了密勒曾对他说过的：在今后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他要尽快回到中国去，“我希望看到它的发生，而在未发生以前，如果可能，我要预先知道一些情况。” 　　由于急切地想了解中国，一直想回家的斯诺，一反常态，电告新闻统一协会要求返回到中国去。未等到回复，他就启程了。此时，斯诺放弃回家打算，主要是因为他日思夜想的母亲已离开了人世，即使回家也无济于事了。再加上美国社会正经历着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及他对中国式的生活方式的习惯，留在中国是较合适的。他认为中国虽然贫穷、苦难、疾病流行和社会不平等，但这也是一种刺激，它将激起一个人的人性；这种人性会比生活在美国的同样环境中更真实、更深刻。　　1.战地采访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制造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爆炸事件，演出了贼喊捉贼的把戏，发动对中国东北军大本营——沈阳的进攻，即“九一八”事变。日军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关东全境。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南京方面却坚持执行不抵抗主义政策，日本人步步进逼，南京方面却妥协退让。但地方势力却有违令抵抗者，黑龙江省政府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部在嫩江桥奋起抗击日军。　　“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外，也引起新闻界的普遍关注。中外各大新闻媒介纷纷派出记者前往采访，斯诺也迅速赶往东北。等到斯诺到时，马占山部由于势单力孤，支撑不住而退往中苏边境地带。斯诺发出的报道是：日军的进攻简直是单纯的追赶和占领。战事迅速结束，斯诺返回上海，却发现民众的自发的抗日组织和抵制运动形成了另一个战场，他们抵制日货，打击日本的经济贸易。日本方面却要求蒋介石政府压制所有的民众抗日活动，特别是上海的抵制运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使上海成为“非军事化”地区，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日本人不满足于轻易夺取东北的战绩，要完全消除中国人的抗日情绪。　　日本海军部队看到陆军的进攻获得成功，他们也要显示日本海军的强大威力，既然中国不敢在东北抵抗，也就不敢在上海抵抗。为此，他们在上海寻衅，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日军找到了借口，那就是日本浪人和僧侣在上海闸北无理取闹，与中国居民发生争端，愤怒的中国人打死了一名无赖僧侣。日方驻上海领事官员要求中国政府“惩凶”，赔礼道歉、解散反日民众团体。上海市市长吴铁诚经请求中央政府，接受日方全部要求，向日方作出妥协。国民政府一味的不抵抗和依赖“国联”进行外交解决，却被日本侵略者视为软弱可欺。日军悍然挑起战争，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却未想到，居然还有一个敢于为保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第十九路军不畏强暴，奋起自卫。就连斯诺这样的西方记者也“曾经像别人一样设想，中国军队是决不会投入战斗的。” 　　日本海军舰队司令盐泽咄咄逼人地发出了最后通牒：中国军队必须在午夜12时前撤离闸北地区。日军按照命令已开进了攻击地带。斯诺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得知日军将立即占领闸北等地的消息后，立即赶往闸北。他发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日军即将袭击他们，灾难即将临头，火车站里却依然挤满了准备乘车的人群。　　当斯诺把日军将进攻的消息告诉运输部经理程宝辰时，这位程经理开始不相信：中国政府已接受日方条件，日军还会进攻吗？在斯诺的耐心说服下，程经理半信半疑地看了斯诺抄下的日军司令下达进攻命令的抄文后，他思忖着，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如果我采取行动，引起人为的惊慌，那我就要脑袋搬家了；但如果我不采取行动，而日军进攻又是事实的话，那我就既失车辆又丢掉脑袋。在交战前，程经理转移了车辆，疏散了人群。战斗结束后，政府表彰了他。“在战火中相机主动，措置得宜”，由此而得晋升和奖励。后来，程还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罗伯特·沃德找到斯诺，传话给斯诺，他要为他所得到的帮助而宴请斯诺以表谢意。　　斯诺还找到一位驻守车站的团长，又把消息告诉了这位团长，可团长也不知道日军要采取行动。不久，日军发起了进攻。斯诺赶往交火地点，十九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斯诺在漆黑的夜晚辨不清方向，倚墙而行，大致想像租界地的方向所在，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回到安全区——西方人的天地——公共租界。斯诺立即发出了第一篇目击报道《鲜血染红了上海街道》。　　中日双方交战的几个星期中，斯诺向美国新闻统一协会的几大报纸即时发出连续报道，《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等均在第一版的重要位置予以刊登。斯诺的特稿受到各大报纸的普遍欢迎。斯诺的这些报道是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过战地。有一次，当他采访蔡廷锴将军后返回时，摸黑走了两三个小时。当他通过日军防线一侧时，他的帽子被一个中国士兵打了一个洞，险些送命。斯诺在庆幸之余倒还称赞“这个积极防守的中国兵真是英雄”。　　斯诺为中国军民的抵抗精神所感动，他写下了如下的评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体现在中国人民身上那种为西方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的形象就是十九路军那些来自南方的年轻战士，他们敢于面对死亡放声大笑。” 　　“中国终于被一种力量震醒了。”“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上的失利乃是一种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胜利主要是由一支军队去完成的，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来没有投入战斗。上海之战使得许多中国青年相信，如果在爱国斗争中团结起来，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大约只有不到5000人的十九路军，面对6500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外加几十架轰炸机，且动用了大部分舰只的主体作战火力的进攻。中国军队坚持抵抗了34天，在每一个阵地和每一条街道上与日军对垒，牺牲过半仍顽强不屈。他们得到了全国爱国者的支持和声援，一部分青年志愿者加入了对敌战斗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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