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9)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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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游历中国见闻越多，斯诺越感到迷惑不解。他反复思考着，提出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归结起来是：中国社会究竟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会怎样？他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的观点来看中国，赞成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革命，希望中国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安居乐业，思想自由。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却不能去实现它呢？斯诺的采访总是带着这些问题，刨根究底地访问被采访者，以寻求答案。　　1933年底，《纽约先驱论坛报》周刊的编辑要求斯诺给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写一个生动活泼的小传。这给了斯诺认识宋庆龄的机会，斯诺想方设法去求见宋庆龄。要见宋庆龄比较困难，因为她的住所总处在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和租界警察的警戒和监视之中。所以当宋庆龄同意会见时，她安排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会面，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躲避监视。斯诺与宋庆龄共进午餐，一起喝茶，他们一直交谈到吃晚饭时分。通过近一天的交谈，斯诺感到对宋庆龄有所了解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孙夫人这样可以信任和爱戴的人”。自此以后，斯诺成为法国租界莫里哀路宋庆龄住宅的常客，他从宋庆龄那里得到了所需解答的问题的全部答案。　　斯诺记述道：“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她帮助我认识了国民党的情况，认识了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未竟之志。她帮助我了解她自己的家庭，了解她为什么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拒绝同他们合作，以及其他许多无法从书本上了解到的事实。”当斯诺问到宋庆龄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徒时，宋庆龄说，传教的人已不认为她是基督教徒了，因为她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了。而教会却认为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宋庆龄讲到这里时，对蒋介石杀害进步人士的残暴政策的悲愤再也抑制不住了。她说：“显而易见，他修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哥林多书那一节哩。”她愤慨地表示：“只要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者，我就决不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去；同样，如果他是基督教徒，我就不信教了。”“如果孙先生还活着的话，他宁愿和国民党脱离关系，也不能让他的名字用来当做封建军阀统治的象征。” 　　斯诺从宋庆龄那儿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的深层问题，也更想深入地去探究下去。正如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后来指出的，使斯诺感动的不是她的言辞，而是她的行动。宋庆龄支持一切反独裁的人，只要国民党左派在活动，她就站到他们一边去。她爱护所有的革命者，营救过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人士；对邓演达、杨杏佛及左翼作家的遇害，她深切悲痛。她参加、组织了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斯诺的第二位夫人洛伊丝·惠勒也说道：“斯诺对这位英勇的妇女极为敬佩。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 　　宋庆龄是斯诺在中国接触到的第一位真正的革命战士，她鲜明的政治态度，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强烈地感染了斯诺。这也使斯诺深切地感到：“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正是通过宋庆龄的引导，斯诺才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斯诺的思想观念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显地向左转了。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斯诺认识了中国的年轻左翼作家、艺术家和创造历史的革命战士，探寻到中国的活跃思想。与宋庆龄建立友谊，相互了解的加深，彼此信任，至死不渝。正是宋庆龄的介绍与帮助，他才获得进入西北红区的机会，作出醒世惊人的报道。　　斯诺不再是一个所谓有“旅行癖”的美国青年或是一个单纯的新闻记者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原则，使他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他追随着中华民族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足迹，寻找中国社会变化的“健康的骚动”。他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寻找思想的光芒，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学运动，从1931年起，在中国进步青年的帮助下，开始翻译和研究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　　斯诺之所以要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首先是因为他感到：“任何对周围环境略有感觉的人，都会想了解中国知识界的活动并加以探究。”其次是“西方人——甚至中国人专门为西方读者所撰写的成百种‘解释’中国的书并未满足我的要求”。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未译过，短篇小说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刊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然而革命时期的白话文学迄今译成英文的只是一鳞半爪”。再次，是因为斯诺要寻找“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他认为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创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里。在这里，“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斯诺着手翻译中国当代文艺作品，“是在会见了鲁迅和林语堂之后，才决定由我本人来承担这个任务的”。会见鲁迅比见到宋庆龄还难，因为鲁迅受到的不仅是监视，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威胁恫吓和暗杀。斯诺认识鲁迅是通过东吴大学毕业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姚克（莘农）秘密牵线搭桥实现的，他们约见在一个小杂货铺里。结识鲁迅后，姚克成为斯诺最初的搭档，首先翻译了鲁迅的《呐喊》。后来，斯诺安家北京，姚克随之北上，再加上有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萧乾、杨刚（佚名女士）等几个学生的帮助，还有斯诺的满族中文私人老师的帮助。开始时，准备翻译出版鲁迅个人作品的集子，后来鲁迅建议斯诺应注意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也有值得介绍的。斯诺接受了鲁迅的建议，对翻译集作了些改变，前半部分仍为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风筝》、《他妈的》、《离婚》等文章，后半部分则收集了茅盾、柔石、巴金、沈丛文、萧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丁玲等十几位作家的各一二篇作品。经过近五年的努力，1936年7月，翻译集以《活的中国》为书名在美国出版了。　　斯诺在书的扉页上的献辞中写道：“献给S·C·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书中还有海伦·斯诺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一文，以及斯诺自己撰写的长篇编者序言性的导读文章和《鲁迅评传》。为此，斯诺还特意向鲁迅索取了一张照片刊于书中。　　鲁迅先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是第一个为他写传的人，他把鲁迅比作高尔基、契诃夫。他评论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斯诺还专门在《亚洲》周刊上撰文《鲁迅——白话大师》，称“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民国初年知识界的动荡”，“别人会由于年龄增大而趋于老练，变得保守；鲁迅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都成了激进论者”。“伴随着血洗街头的恐怖，以及他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最终使鲁迅毅然转向了左派革命者”。斯诺深深感触到“鲁迅那胸襟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人的满腔热情以及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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