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8)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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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斯诺的出色而成功的报道，受到美国新闻界的赞赏，连英国人也大加赏识。1932年3月，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聘请斯诺为该报特约海外记者。　　斯诺对抗日军民赞赏时，却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和对内政策进行鞭笞。当长江流域发生水灾时，斯诺进行了实地采访报道，写下了《中国的洪水始末记》。报道中写道：“我记得小说《悲惨世界》里一个人慢慢被活埋进流沙里去的情景。但现在，这种可怕的走向死亡的过程，正发生在90万中国人身上。这次打击是在中国发生的一连串悲剧的顶点。”当他为洪灾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而深表同情时，却对国民政府的无所作为进行了批评：“蒋介石宁可耗费资财去同共产党打仗，却不援救洪水的牺牲者们。”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抵抗，取信于民，但它还是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骨气”。　　“‘一·二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带着政府官员逃到洛阳去了，讽刺性地令人想起1860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但要是蒋增兵，中国本来可能会长期守住防线，但蒋介石想结束这场战争，他害怕日本人的威胁。”“不幸的是，当需要保卫国家的时候，南京政府却把最能打仗的军队和大批新式武器投入内战之中。” 　　斯诺在东方世界游荡了4年，对亚洲的东部以及南亚已有初步认识，他将在亚洲的旅行见闻和观感汇集成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于1933年在美国出版。这部处女作融新闻性、报告文学和评论性于一体，并将作者的亲历记述于其中，使读者有亲临其境的感觉，增强了可信度。这种体例的写作方式在斯诺以后的著作中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他创作的基本色调。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广为流传。通过他的著作，人们可以直接了解所要知道的事情。　　《远东前线》向人们展示了亚洲的现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记述了亚洲人民要求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日本的崛起和对亚洲的虎视眈眈；日本对中国的渗透、入侵，对欧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排斥是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末日。　　他对日军的侵华所作的描写是：“我看够了。我的脑际里印着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我看到成百个无辜（中国）百姓的痛苦、损失和死亡。他们无端被屠杀，事先什么都不知道。” 　　“在东北，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大量财富被日本人洗劫一空，毁坏殆尽。”“日本远征军踏着中国青年的血泊前进，这决不是什么英雄。” 　　对日本侵略者的强词夺理的鼓噪，他给予尖刻的讽刺，“早些时候，他们说，为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这些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次又该瞧日本的了。” 　　斯诺还在《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一文中指出：“最近日本对河北的占领，历史性地完结了中华帝国衰败没落的五十年周期。自1883年以来，中国迅速地丧失了近250万平方英里土地，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领土正在被欧洲列强与日本瓜分、统治着。这种肢解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中国至今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远东前线》的问世，也表明斯诺对中国的形势有所认识，改变了对国民党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开始了研究。　　刚踏上中国领土的斯诺，曾认为国民政府是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象征，寄予很大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社会了解的增加，通过游历华南沿海、沿铁路线的采访，斯诺感到原来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他得出结论是：　　国民党政府已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躯壳；一个军事独裁者的私人幕府。国民党也不再是一面革命的旗帜。“随着蒋介石倒退到军阀式统治，一连串的党派纷争和内战蜂起，国家陷于分裂。南京政权和从前的‘督军政府’时代没什么两样，执掌大权的都是‘蒋家王朝’的皇亲国戚，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绰号叫‘清一色’，国民党的正直的有识之士均被排斥在外”。“现代自由思想也因此遭到清洗，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被玷污了”。　　斯诺通过第二手材料，开始关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那时，他称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从1927年起，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符合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共产主义在中国中部的进展，是历史上最惊人的群众运动之一。”但他同时又认为：“共产党破坏了腐败的旧社会残余，却也破坏了不可数计的生命财产”，“农民运动迄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坏性的。”他评论道，“共产党可能永远不会变强大”，“中共在继续发展时，城市知识分子对它的同情也在增长。但这一运动只有激情，并不具备足以团结和领导全国的能力、知识和政治组织。迄今为止，它的胜利可能只意味着暴民的政治的胜利。看来它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最后，斯诺客观地说道，这些情况是“极零碎、粗糙和不可靠的。” 　　当时的美国人只注意对这位年轻的作者的处女作做文学上的评论，却忽视其作品的实际内容的意义所在。斯诺看到了东方的世界的同时，也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以及殖民主义政策的反动性；而美国人则不乐意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斯诺在思想上已开始与美国人产生了距离。　　2.影响斯诺的中国人　　“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对她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她悲哀。我在这里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和苦痛，它们沉重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也许我太年轻了，感受是如此之多，使我难过已极，不能自制。在我看来，品德如此美好，性格如此坚强的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对待。我相信，我们应尽一切力量来使他们重新恢复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这个寻找“东方魅力”的美国青年从人道主义的同情出发，到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中国社会，从陷入苦难中的中国寻找到了正在兴起的新兴活力，并为这些真正的中国人所折服。斯诺发现了中国的希望之光，十九路军的奋起，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体现了为西方人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他看到一位曾经相识而难以取悦的歌女在中国防线后抬担架时，他得出了结论，中国被一种力量震动了。真正深刻影响斯诺的却是宋庆龄和鲁迅先生。斯诺公开承认，“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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