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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第四章　发现新大陆

　　1.历史的际遇

　　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战火连绵，饥馑成灾，饿殍遍野。中国政府“安内”无方，国家四分五裂，虽有中央政府，却不能号令四方；社会没有进步反而倒退；“攘外”无能，丧权失地，日寇得寸进尺，蚕食鲸吞，民族危机。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人能排除内忧外患吗？上海之战，十九路军的英勇奋起，使斯诺兴奋过，“一二·九”运动更使斯诺为之叫好。这些都使斯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但谁能领导好？中国最后的希望又在哪里呢？斯诺仍继续寻找着这个答案。他惟一没有见到过的被官方宣布为“赤匪”并要加以剿灭的人们，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会是中国的最后希望吗？

　　自从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以后，几乎没有一个西方记者（除了史沫特莱以外）见到过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进攻中心城市失败后退向了艰苦的农村，他们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发展力量。但他们一直受到国民党的打击，一而再，再而三的“围剿”。国民党方面宣布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一次又一次地刊登朱德和毛泽东等“匪首”的死讯；却又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再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全国通缉令，巨额悬赏“匪首”们的首级。

　　关于共产党人的报道是一幅混乱的、甚至是荒诞无稽的景象。西方记者们只是依靠间接材料进行报道，多数是错误的，也有少数是真实的，结果却往往是真假难辨。而国民党方面的传播媒介宣传的是耸人听闻的材料：共产共妻、无情无义、凶残暴虐、杀人越货……斯诺无法印证。他从宋庆龄等人那儿也了解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事情，他感到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在活动，“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再是危言耸听者的幻觉”。史沫特莱是较早报道共产党、红军的西方记者，由于她同情和赞成共产主义运动，西方人不太注重她的报道。正是通过史沫特莱的引见，他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曾掩护过共产党人、红军指挥员。早在上海时，斯诺通过海伦，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获取了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报告。但这些各方面的材料都不足以为凭。

　　斯诺保持着密苏里人“眼见为实”的特性，他要亲眼去观察。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理逊·史密斯预付稿费750美元，要求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当时，斯诺满以为可以找机会会见一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当他试探可否对苏区进行访问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访问苏区是不可能的。于是，斯诺只好回信给史密斯，“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但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1935年，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题材表示了兴趣，愿意资助斯诺作旅行采访，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此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行踪不定，更加难以接近，斯诺无法进行采访报道。

　　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界其所以关注共产主义运动，关注远东的中国，是因为它们想寻找反法西斯的同盟者，因为此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威胁国际和平，威胁到英美在海外殖民地的利益。正如费正清指出的：西方纳粹主义的德国和东方军国主义的日本日益成为凶悍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国际社会希望成立反战力量同盟。斯诺后来也一语中的地指出：“当时西方各列强出于自己的私利，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奇迹。它们幻想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能够把日本拖进泥淖，使其不能进攻真正的目标——西方的各殖民地国家。”因为在当时，它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是不可能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而中共则早在1932年就宣布对日作战了。所以，它们迫切需要了解“红色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经过长征，中央机关所在部队已安全抵达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师，巩固发展了陕北根据地，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长期的被“围剿”，外界不甚明了这支队伍究竟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共产党需要向全国人民阐明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关于国家、民族出路的思考与政策、纲领与主张。共产党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让全国民众认识共产党，认识国民党不抵抗的内战政策。在红军出师东征，要求到前线去抗日受阻后，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回师通电后，更觉应借助外界宣传渠道，介绍共产党及其政策和主张。于是设想邀请一两个对中国人民是公正的、友好的，又是正直的、可信赖的外国记者到苏区访问，以便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苏区的真相告诉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很快从进步学生那里传到斯诺耳朵里。斯诺立即被吸引住了。他开始积极行动，要寻找进入陕北苏区的途径。他从1934年起一直在寻找去苏区了解共产党地区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红军已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秘密停火协议，建立了局部统一战线。这样，通往苏区的道路封锁状况有所松动了。斯诺感到“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一个曾在斯诺家中参加筹划“一二·九”运动的戴维（实际上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柯庆施，建国后任过华东局书记，斯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表示愿意给予帮助。

　　后来柯庆施离开北京去了天津，3月份，他给斯诺写了一封信，说访问可以实现，请斯诺给予答复并做好访问准备。斯诺无法跟行踪不定的柯庆施及时联系，等得十分焦急。5月，斯诺又得到确切消息：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了停火协定，进入陕北红色地区的可能性很大。斯诺急不可耐，没等柯庆施的复信，就南下到上海去找宋庆龄、鲁迅、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的帮助，联系好去陕北访问的办法，他一心要抓住这个机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此时，富有戏剧性的是：宋庆龄刚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请她协助选派一名西方记者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到苏区去。宋庆龄想到了斯诺，正好他自己找上门来了。宋庆龄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选定了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她把信息转告地下党组织，并作了具体安排。

　　斯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喜不胜喜。他把要去苏区访问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编辑部复信表示热情支持，并同意支付斯诺此行的全部费用；如能成功，将给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北美报纸联盟”、《纽约太阳报》得知后也表示支持、给予资助。这样，斯诺获得足够的经费去完成此行计划，斯诺对能去苏区访问，并获得多方支持，很是激动。他说：

　　“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不知道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对苏区的访问，成为斯诺走向成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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