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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2.跨越卢比康河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中共地下党华北局负责人K·V（凯·维）先生（刘少奇的代号）授意戴维（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给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通过北方大学的教授徐冰（共产党员）转交给斯诺。徐教授告诉斯诺：你可以去西安了，在那儿将有人护送你到陕北。斯诺立即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他内紧外松，找来能够找到的各种防疫疫苗（如天花、霍乱、鼠疫、麻疹、伤寒等），打上这些防疫针，以预防传闻中说的糟糕的疾病缠绕，他还准备了一些常用药品、生活用品及采访用品（照相机、小摄影机、胶卷、笔记本），还有一枝用来自卫的勃朗宁手枪。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之际，他给在美国的出版商史密斯和老朋友汉斯写了一封绝密信，告诉他们：“我明天就真正地要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在红区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如果我能突破封锁，到达目的地，这将是一个世界头号新闻。”

　　斯诺踏上了访问红区的非凡旅程，他坐上直快列车，先南下郑州，再转车去西安。此时斯诺的心情十分复杂，即兴奋又略带些担忧，此行前途未卜。

　　“瞻望前程，我感到异常兴奋。当我坐快车到西安去时，我意识到自己是破釜沉舟了”。后来，他多次称这次旅行是“跨越卢比康河”（在罗马帝国时期的高卢之战中，恺撒与庞培对峙于卢比康河两岸，恺撒以弱对强，率军勇敢地跨越河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西方国家流传下来后，成为成语故事）。

　　斯诺在上海寻求宋庆龄的帮助时，对访问红区就心存忧虑。因为曾多次有人想通过西安去红区时受阻，他又能否成功？况且到保安去的这条路既长又是土匪出没的地区；即使到了红区后，一个外国人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是否被当做间谍处置？等等。宋庆龄向他作了说明，旅程中将有周密的安排，会成功的；而且他的访问报道将“对于她所支持的和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虽然宋庆龄消除了斯诺的一些疑虑，但斯诺的担心是有理由的。铁路、公路沿线各站、卡都有军警、特务监视，土匪在这一带又十分猖獗，西北地区疾病、瘟疫流行；通往红区的道路又崎岖漫长，食物粗砺，语言不通。这对于过惯了城市安逸生活的西方人来说无疑是艰苦的，甚至是危险的。

　　斯诺坐在车上，心里默默地想：“死亡可能会粗暴地打断我的这一次调查”，“这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同车坐在对面的一老者与一年轻人正谈论着一个话题，即共产党是否是土匪。那年轻人说道共产党带领农民造反，打富济贫好，但消灭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财主不太好。那老者则认为相反，最好小声点，不要让别人听见了。两人一直争论着。这使斯诺联想起来了。那个与世隔绝的神秘之地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在那里的被称作为“赤匪”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工作、学习、恋爱、娱乐、穿衣与其他中国人是否不同？被国民党重金悬赏捉拿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怎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他们为什么能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严厉打击下生存？他们能经得起国民党的进一步“围剿”吗？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原则、政策如何？他们的前途如何？……一系列问题不断闪现在斯诺的脑海。

　　斯诺在西安下车后，按预定地点下榻西安的西京招待所。从上海出发的健壮结实、满头粗发、时年26岁的美国年轻医生马海德也来到招待所。在宿舍里，他们说他们是去西北考察的科学家，他们在等待另外的科学考察队员。实际上，他们在等待接头人。

　　几天后，一个身体肥胖、口操英语、自称姓王的牧师来到招待所，在服务台查看了旅客登记表，发现斯诺和马海德都已住进招待所，甚为惊喜。于是他立即按商定的暗语去拜访斯诺与马海德。见面第一句话就问道：“请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斯诺和马海德立即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暗语对上了，双方又出示各自的信物。斯诺拿出印有英语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明信片，马海德拿出半张五英镑的钞票，王牧师拿出自己的半张明信片和半张钞票，拼对完全吻合，双方都会心地笑了。这位“王牧师”是中共地下党派来西安协助斯诺、马海德前往苏区的联络员。因为王牧师（实为董健吾）一则与张学良关系特殊，他曾于2月中旬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身份到过西安，结识了张学良，并借张学良座机飞往延安。所以再由他与张学良联系方便些。二则他懂英语，以牧师身份出现，又便于和外国人接触，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王牧师”的出现不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由他充当联络员再也合适不过。

　　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董健吾与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及刘鼎在一起研究行动计划。他们原定陆路和空中通道两个方案，认为坐飞机快捷，可借张学良座机。但经讨论，认为空中通道不妥，易暴露目标，一旦泄密会连累张学良，不如改坐汽车安全。最后决定走陆路，由刘鼎陪同护送出国统区。在这期间，王牧师每天抽时间与斯诺、马海德一起聊天四五个小时，话题涉及个人、社会时局、共产党的一些情况等。谈话很投机，使斯诺在焦急的等待中感到快慰。斯诺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此后，斯诺与董健吾一直相互惦念着。斯诺一直惦记着“王牧师”，一谈到西安之行，总是会心地微笑。而“王牧师”则盼着重逢，在与其子女的谈话中时常提到斯诺。在斯诺最后一次访问新中国时，他们未能见面，“王牧师”抱憾辞世。

　　行动方案决定后，“王牧师”通知斯诺、马海德作好准备，并从张学良处借来一辆挂窗帘的汽车。清晨，他们以游览西安汉代古城“未央宫”遗迹为名，驶出西安城，来到城郊，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邓发、刘鼎会晤。斯诺见到一位身着东北军军服、皮肤黝黑的军官，戴着一副墨镜站在那里。这位军官走过来，劈头盖脑地问斯诺：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邓发。他伸出像铁爪似的双手紧紧握住斯诺的手，使斯诺痛得倒退了一步。斯诺立即想起来了，“这就是共产党的特工头？！”邓发代表党中央对斯诺不辞劳苦和风险前往苏区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表示将给予一切方便和帮助，要什么给什么。斯诺问道：我要你的照片和日记，你会给吗？邓发爽朗地回答：“当然可以。”后来斯诺如愿以偿。

　　寒暄过后，邓发给斯诺和马海德发了特别通行证，并安排他们立即换乘一辆东北军的道奇卡车，由刘鼎陪同，向“伟大的‘未知之地’进发”。卡车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奔驰，沿咸（阳）—榆（林）公路那雨后泥泞的路面颠簸而行。斯诺和马海德被藏在军车厢内的被服里，以防被沿途的国民党哨卡、特务发现。车行一小时，穿过渭河谷地；中午时分驶过秦始皇墓地——骊山；入暮打烊，车至洛川，休整一晚。第二天晚上又投宿延安，此时的延安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过了延安，走出东北军防区的最后一个哨所，斯诺和马海德在一段荒无人烟的地段下了车，开始徒步向西跋涉。一路上总算平安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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