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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结束会谈,斯诺即重返苏联战场。在此期间,他又同意给总统提供有关资料的报告,他给总统写过几封长信。斯诺从苏联采访后又准备去欧洲战场。此时,罗斯福总统刚从雅尔塔回来,带回了雅尔塔协定,满心欢喜地使斯大林同意参加对日作战,并且与丘吉尔、斯大林一起勾画了战后国际格局的雏形。斯诺第二天就写信给总统祝贺。不久,白宫打来电话,说总统又要约见斯诺。

  1945年3月3日,在白宫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正在审批公文。当他抬头看到斯诺进来时,他面带亲切微笑地伸出他有力的手。罗斯福首先赞赏了斯诺的新书《人民在我们一边》,他说一口气读到半夜没入睡。正当他们谈话时,从中国传回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在重庆与延安之间的斡旋未成功。延安方面给特使的满意答复却被蒋介石“提出的一些荒唐可笑的反对意见”否定了。此时,斯诺了解到,总统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他只是把同中共的合作当做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同时以中共作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总统也清楚知道中共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在下降,但他不能不要蒋介石。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改派赫尔利的举动足以证明美国的政策倾向。

  罗斯福问斯诺对蒋介石的印象如何,是否喜欢或理解他。斯诺曾多次采访过蒋,并作过评论,“不太令人喜欢”。至于是否理解,斯诺说他早在多种场合下作过评价,对蒋的看法依然如故。罗斯福则表示“还看不透”,他说在开罗时一点也不能对蒋介石作出判断,他正期待赫尔利回来后能再告诉一点关于蒋介石的事情。

  在谈到中共时,罗斯福问:中共是否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只是土地改革者”?斯诺告诉他,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最直接的纲领是土地改革——或土地平均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斯诺还进一步评介了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主要是思想上的关系,十年来中共从未得到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并猜测莫斯科能够怎样或愿意怎样紧密地控制中国共产党人,也许通过他们在共同对日战争中的联系可以确定。

  罗斯福又问,如果美国一旦给八路军军事物资援助,他们将如何做?如果将对华北沿海地区的军援交给国民党方面,共产党人会作何反应?

  斯诺反问道:“假定当我们承认蒋为惟一政府,我们送去的所有物资就必须继续通过他来分配(即使在和游击队打交道时也如此),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对不对?”

  总统的回答是:“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继续这样下去,直到把他们合在一起。”

  罗斯福的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斯诺感到颇为费解。总统向延安派出外交和军事观察员,是对独立的共产党政权的事实上的承认呢,还是作为美国在战时对中国抗日援助的真诚表现?

  不久,罗斯福总统逝世在其任上,他未能看到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更无法看到中国政局的结果。斯诺为罗斯福之死感到惋惜。罗斯福设想的华北沿海军事援助停止了。杜鲁门总统把美援全部给了蒋介石,美国根本谈不上与延安的合作了。斯诺后来作了假设,如果美国在对日作战中把中共作盟友,就像在共同对希特勒作战中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中共对美国的态度和对俄国的态度恐怕是另一番情景了。

  3.火线采访

  战地记者,意味着冒着生命危险的代价去换取新闻。这是一条异常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但斯诺喜欢漂泊的记者生活。他要去追寻大战风云,去观察、描述瞬间变化莫测的战争,用他的笔去歌颂反法西斯战士们和英雄的人民。

  对于重返战火前线,斯诺跃跃欲试,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愿意斯诺去《星期六晚邮报》而不去军方情报部工作,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在《晚邮报》工作,以减少这份保守刊物对其家族的攻击。

  斯诺整装启程,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反法西斯的盟国——苏联。但苏联对斯诺持不欢迎的态度,因为他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提到苏联时,他的观点刺激了克里姆林宫的神经。所以苏联迟迟不愿给他签发入境证。为此,斯诺只好请求美国政府疏通关系。后来,罗斯福总统直接关注了此事,直至10月,苏联方面才同意给斯诺签证。

  在等待到苏联的入境签证期间,斯诺去了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他再次报道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有两派,一是尼赫鲁,一是甘地为代表。尼赫鲁开明和求实的精神以及对“工合”有浓厚的兴趣,斯诺认为由他来领导印度更为合适。而甘地给斯诺的印象不太好,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利于反法西斯斗争。由于甘地痛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不愿与英军合作抗日,甚至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赶走英国统治者。斯诺认为圣雄甘地可能是悲剧式的人物。后来,甘地被暗杀,斯诺瞻仰甘地的遗体,并为其矢志不移的精神而由衷敬佩。

  斯诺又设法去了中国,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到达重庆,作短暂观察。他发现国民党政府仍用美式装备的精兵去包围延安,而不是用于抗日,在经济上的通货膨胀的囤积居奇毫无改变。斯诺认为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不利于抗日,不利于盟国。这次采访中,斯诺更加关注中国的命运。通过这次采访,联系在中国13年的经历,斯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命运决不会按国民党的意志走下去,决不会为国民党所左右;而将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因为共产党最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并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和利益。国共两党,一个腐败无能,一个昂扬进取;一个逆潮流而动,一个顺时而进;最终将是国民党的衰败,共产党的胜利。

  战地采访,险象环生,说不定哪天被交战双方的炮弹所击中,或在不可预料的险境中丧生。当斯诺从非洲飞往印度的途中,险些葬身于撒哈拉大沙漠。他乘坐的美军飞机在夜航中与地面失去了联系,飞机的一个侧翼螺旋桨失灵,一时迫降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此时,又有德军飞机在空中巡逻,真是进退两难。飞机在空中盘旋,燃油将尽时,无线电故障排除,取得与地面联系,才幸免于难。危险接踵而至,当他从重庆采访返回印度时,途经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时,其座机遇到在“驼峰”上飞行的一群日本零式战斗机(它们是在此打击中国惟一空中运输线上的运输机、护航机的,以切断中国获取外援的咽喉)。飞机驾驶员竭尽全力使飞机升入高空,利用厚厚的云层隐蔽自己,免遭日机攻击,得以死里逃生。

  空中脱险后,斯诺又感染上登革热病(一种急性热带传染病,主要特征是头部和关节疼痛、发热),病痛折磨着斯诺。在病中获悉苏联方面同意给他签证、入境,他喜出望外。病刚好,他顾不上调养就直奔苏联。他从伊朗德黑兰乘飞机飞越伊苏边界,掠过正在激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上空,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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