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37)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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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斯诺的文章不仅很难发表，就连早年写的风靡世界的《西行漫记》也被从书架上拿了下来，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图书架上也见不到。1953年初，麦卡锡分子到欧洲调查，由美国政府赞助的图书馆中有关共产主义或亲共的书籍都被撤了下来。那些外交官们怕受牵连，甚至烧毁此类书籍。　　斯诺虽然没有受到美国国会的直接指控或传讯，但他的名字却被经常提到，在许多事件上受到牵连。在约翰·戴维斯的案件中，因有1949年戴维斯曾建议中央情报局利用与中共有过联系的记者、学者去中国，让他们为美国提供情报，计划虽未能实施，后来这些人却成了调查对象。戴维斯由此受到多次“忠诚”调查，斯诺就是其计划中的人员之一。为此，斯诺公开声明：　　“没有任何证据说我是共产党员或亲共产党。”但在声明发表于《纽约时报》后，他却被认为是“共产党员和自由主义者的混合体”。　　在“是谁丢掉中国”这一问题上，当时政府方面认为是斯诺的错误导向造成的。斯诺针对美国出现的“中共只是农村土地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种种误传是由他而引起的，作出多次解释。他一直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错就错在美国人的一知半解，却又听不进自己的意见。　　在保守的反动刊物上，一些人多次攻击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认为“一篇《晚邮报》登载的亲共文章，其破坏作用远远超过《工人日报》（美共刊物）的十年报道宣传”。全美制造商协会商人罗伯特·惠尔奇在《一个人的意见》杂志上著文说：“过去20年中的《晚邮报》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是现在已臭名远扬的斯诺写的。这些报道起了清洗美国人思想的作用，使我们中间一些人受共产党影响，将中国出卖给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人员。” 　　对斯诺的朋友、熟人来说，认识斯诺也成为不幸，他们都必须接受“忠诚”调查。调查提问包括“你熟悉埃德加·斯诺吗？如果认识，叙述缘起、接触次数和最近联系日期与场所。在多大程度上你曾对他可怀疑的亲共产党的同情和活动有过警觉性？假如有，你曾持怎样的态度？”等等。担任过驻尼泊尔经济顾问的哈里·派拉斯，曾任中国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也帮助过斯诺创办《民主》杂志。为此他必须经受“忠诚”调查，直到他讲清与斯诺及与《民主》杂志的关系为止，并肯定他与斯诺的观点相反才算过关。　　国务院情报官迈克·费希在“美联社”工作过，是斯诺的老朋友，曾为中国战区情报组负责人。在调查中，他只能说在30年代他很赞赏斯诺的记者才华，但不同意他在40年代对中共的评价，并作声明：“作为斯诺的老朋友，现在的态度不一定有意回避他，但从大战开始，我已回避和他谈论有关政策问题。” 　　只有一位斯诺的老朋友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曾在上海时与斯诺同住一个公寓，后任驻日大使并为斯诺举行过婚礼的约翰·艾利逊，他未被麦卡锡分子发现而受到调查。　　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在竞选区教育委员会委员时，市行政区主席提出反对意见，告诫人们不要让共产党员的妻子当选委员。结果洛伊丝落选了。斯诺得知后火气直冒，以至要请律师向法院起诉。不仅如此，洛伊丝的演艺生涯也受到威胁，电视网的黑名单上就有她的名字。　　无端的责难，任意的中伤，曲意的攻击，使斯诺的声誉一落千丈。有关的流言蜚语传到他的故乡堪萨斯城，那些曾为他喝彩的人现在也来责难他。就是亲弟兄也来信说：“在你的著作中从未批判过共产党。”他的姐姐也远离他。斯诺给哥哥回信说：“我痛心，因为我听到自己的哥哥也像最坏的敌人那样重复毫无根据的指责。”斯诺的生活变成了无休止的纠缠、回击，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斯诺犹如寒风中的劲草，独傲雪霜。当美国当局责难时，他却追述中美关系的起因，指出：那是美国政府自作多情，支持国民党在中国打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丢失了美国强权主义的面子。况且“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40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像俄国今天不是属于我们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现象的影响”。可悲的是美国人恰恰不愿意听取他的独特的见解，不重视他的报道材料，美国政府把美国人民引入歧途。当时斯诺却无力改变美国人的错误。　　斯诺不畏艰险，不怕牵连，当老朋友欧文·拉提摩尔被列为出卖中国给莫斯科的名单首位而诉之法庭时，他赶赴华盛顿为拉提摩尔辩护、作证，使美国司法部花了三年时间指控未能成立而不了了之。当史沫特莱被指控为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时，斯诺帮助她隐居纽约，并为她写文章辩护。1950年史沫特莱在前往中国途中病逝于英国后，他为她出版了遗著《伟大的道路》，并遵其遗嘱，将其版税交给了书中主人公——朱德总司令。　　斯诺在美国备受精神折磨，为了摆脱困境，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异国他乡，1959年斯诺携夫人和孩子迁居瑞士。虽然他一直保留美国国籍，可最终未能返回美国。后来他不得不卖掉在美国的房子，而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埃辛斯买了一所农舍加以改造，居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第九章　逆风扬帆　　1.再闯禁区　　1958年，斯诺的《复始之旅》出版后，人们似乎对他的看法有些改变，斯诺也认为“浪费的10年”将要过去了。因为麦卡锡死了，“红色恐怖机器上的活塞消失了”。斯诺曾说过：“在中国长期的居住使我摆脱了各种宗教和种族的偏见，或者可以说使我更多地成了一个推崇道教的人。”他相信“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否极泰来。翌年，凯里·耶格给斯诺打来一个电话，想聘请他到其旅行学校——美国国际学院担任社会学教授，这给斯诺带来了一线转机。斯诺与耶格签订了1959年9月至1960年5月的聘用合同。他看中了这所空中旅行学校的旅行路线，它可以跨越太平洋到日本东京、香港、泰国曼谷、印度的新德里、埃及的开罗、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等地。他想，旅行可能会使他重建海外关系，或许可以找到去中国的途径。　　他早就想到中国去搜集资料写毛泽东的传略等书，可一直未能成行。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这位国际友人，1951年，中国政府向斯诺发出邀请。可斯诺坚持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作为官方客人，让中国政府解决路费。然而他此时在经济上很拮据，又没有任何一家西方国家的报刊敢于出资赞助一位被称作“共产主义宣传家”、“共产党同情者”的记者去共产党中国访问。这样搁置下来了。1952年，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对抗，国务卿杜勒斯下令禁止一切美国人去人民中国访问，任何违反禁令者都将被没收护照、罚款或监禁。中国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报复美国，不允许美国新闻记者来华。斯诺更加难以成行，最终斯诺只能以作家身份而非记者身份被准许签证入境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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