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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已经肯定地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按规定要在第一轮投票中直接获胜，我的得票总数还差31票——50％的票再加上合格投票人数的15％——因而必需进行第二轮投票。我深知，如果这次输给特德，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而现在这种情况，我就可能当上领袖。谁知道呢？我甚至还可能当上首相呢。我走到楼下，有人开了香摈酒。不过我必须保持头脑冷静，我还得回去继续研究财政法案，置身于朋友和对手的玩笑之中，因为消息传得太快了。那天晚上我去了艾雷的住处商讨行动方针。

　　我对这一结果的惊讶程度远远不能与保守党权势集团所受到的震撼相比。我对他们的处境没有同情之心。他们一直肆无忌惮地反对我。但我确实为特德难过。他很快宣布辞去领袖的职务不再参加第二轮竞选。威利·怀特洛现在参加进来并立即受到欢迎。我本人认为威利很有可能获胜，虽然我不能严肃地想象他能按我希望的那样改变党的方针政策，但我很高兴地想到我们之间不会出现像我和特德之间那样的不愉快。吉姆·普赖尔、约翰·佩顿，杰弗里·豪也参加了竞选。我有点担心的是杰弗里，他的观点与我有相似之处，这就可能分散我们的右翼选票。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这点很重要。休·弗雷泽退出了，他劝他的支持者投威利的票。

　　事实上我当时不知道我获得了美国人所说的“势头”。我已经估计到，第一轮投过我票的人有些只是出于一种策略，先把特德赶下台，再提出一个更可接受的，但观点接近他的人，比如威利。然而，事实是，我得到的支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也许是人们对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心情，因为我做了任何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即把一个把保守党搞得不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人从领导地位拉了下来。也许我的相当多的同僚们确实认为，保守党要前进就应该采取基思和我所倡导的彻底重新考虑党的政策和方针。也许人们认为当特德看来似乎不可能被击败时他们未能向他挑战，如果现在插进来捞取被特德丢失的好处，未免“有点越位”。也许可能是看到了威利的和蔼可亲的本性，面对新的好斗的、采取攻势的左翼工党政府，怀疑他是不是一位能够重新考虑保守党的主张和政策的适当人选。

　　当然了，威斯敏斯特内外的许多保守党人现在都迫切地想急速结束整个过程。首轮投票时对我不利的因素，反而在第二轮投票中成了帮助我成为领先的候选人的因素。《每日电讯报》是保守党基层意见的晴雨表，现在决定性地偏向我这边。2月6日星期四英一美关系议会小组在兰开斯特大厦举办晚餐会，我和威利在晚餐会上谈话时，他看起来相当自信，认为自己在选举中会处于领先地位。而艾雷及其一班人的新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过我还是很小心。已经有人背后议论说我反对欧洲共同市场，人们认为这可能损害我的形象。所以，在乔治·加德纳的建议下，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支持欧洲的声明。我还继续看望一些议员，有时与他们用便条进行交流，就一些具体问题消除他们的疑虑。

　　威利和我都出席了2月8日星期六在伊斯特本召开的保守党青年大会。台上一名妇女身穿黑色丧服，面色阴沉。我很关心地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是的，我在为希思先生哀悼。”在场的还有几个哀悼他的人。威利和我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亲吻。我说：“威利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吻过他多次，他也吻过我多次，我想，对他来说，吻我不是那么困难。”威利回答说：“我常常吻她。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在伊斯特本一个旅馆外面的人行路上亲吻过。”大家兴致很高，气氛轻松了起来。

　　我利用我在大会上的讲话，情绪激昂地陈述了我的观点。我说：

　　你可以纠正经济政策，但这个社会仍然是我们没有人想要的那种社会。我相信，我们应该以功过而不是以出身来衡量人。我相信愿意做最艰苦工作的人应该得到最丰厚的报偿，并在纳税之后拥有那些报偿。我们应该支持工作的人而不是逃脱责任的人：用你自己的勤劳让你自己的家庭受益，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赞扬的。

　　保守党已经许多年没有听到这些话了，这些话受到了欢迎。

　　艾雷、基思、我的其他顾问和我分析了第一次投票以后的形势。我们总的方针是把精力集中于选举上，即276名保守党议员，并指出我已经差不多争取到了他们中的多数，支持我的人数正在稳步上升／而我的4个竞争对手正在为争取第二把手的位于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我与其他竞选者的辩论就没什么好处了。当我决定不同他们在《全景》节目中露面时还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澜。他们自己去了。演了一幕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这只能突出我作为领先者的地位。

　　然后，星期二进行了第二轮投票。我还是怀着紧张的心情在艾雷的房间里等待。还是艾雷进来将消息告诉我。但这次他的情绪发生了微妙但又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微笑着说：“现在你是反对党的领袖了。”我得146票，威利得到79票，其他人的票数微不足道。

　　我连忙在日记本的背面记下几点想法，因为现在我就要作为反对党领袖去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了。我写下的第一条是特德的名字，称赞他的领导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要赶快下楼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旁的委员会大会议室，新闻记者正在那里等着我。我向他们说：“现在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和爱德华·希思等一串名字后面加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我觉得真像是在做梦。他们的领导风格各有不同，完成使命的伟大之处也各有特征。我将以谦逊和献身的精神来完成我的工作。”

　　然后我就按惯例去访问保守党中央总部。走进总部时，我不禁想起那里的一些人曾怎样拼命阻止我成为领袖。我和站成一排的党的工作人员握手，停下来吻了保守党政治中心主任拉塞尔·路易斯，我知道他实际上是希望我获胜的。我认为那天晚上，在客气的微笑的面孔的背后一定有许多焦虑。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虽然我不喜欢报宿仇，但我确信，变化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我被送到皮姆里科，在比尔·谢尔顿的家里参加朋友们的庆祝活动。丹尼斯在那里。我曾想要打电话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但让新闻协会抢了先。马克是在工作时知道的，他那时是见习会计师。至于卡罗尔，她在那天下午参加初级律师考试之前不能打扰她。

　　我和议会督导员弗里·阿特金斯一起吃过晚饭，很晚才口来和家人一起庆祝这一好消息。和家里人在一起太好了。我觉得，他们像我一样都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与原来一样了。

　　保守党也不会像原来那样了，正如第二天早晨《每日电讯报》在一篇颇有洞察力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撒切尔夫人将提供什么样的领导，人们将拭目以待，但在当前阶段有一点是足够明确的。撒切尔夫人是个善战的斗士。她信奉努力工作和对成功给以大量报偿的道德观。她出身低微，靠努力、能力和勇气起家。她没有任何继承的遗产或特权。所以她不必对保守党在20世纪所特有的、对财富的负疚感，不必为这一致命缺点感到痛苦。这一点经常意味着保守党认为自己在保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处于道义上的劣势。这是英国在集体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的原因。撒切尔夫人能够提供的应当是保守党在抨击社会主义时所缺乏的道义感。如果她能这么做，她的就任将标志着英国党派政治辩论的整个特征的巨变。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有多么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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