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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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第九章　组织影阁　崎岖征程　　1975年2月-1977年3月：任反对党领袖　　第一节组建影子内阁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组织影子内阁。我在下院反对党领袖的房间里会晤了议会督导员汉弗莱·阿特金斯，还在那里品尝了由他夫人马吉准备的一顿美餐。当然，汉弗莱·阿特金斯是特德任命的人，在领袖职务角逐中身居此职的他确实未曾申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他是一位可爱可塑之人，作为议会督导员，他见多识广，要委以高级政治任命，这种特质真是太重要了。我告诉汉弗莱，虽然我自感对有些人如基思·约瑟夫和艾雷·尼夫等有某种人情债，但我并不想全部撤换原班人马。经过与特德的苦斗，要维持党的团结就必须让它有足够的连续性。　　然而，我俩谈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所有其他安排都取决于特德。在竞选领袖期间，我曾公开承诺要给他机会，如果他想在我领导下供职的话，就可以在影阁三大要职中选择一个，或是一个无任所的职务。其实，我内心希望他根本不领这番美意。我们谁也不知道他那受伤的感觉会持续多久，但已很难想像特德会步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后尘，成为其继任者班底中忠实而出色的一员。反正各种报纸都已经在说特德无意供职，但是我必须亲自探知。我曾打算当晚就去看他，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由汉弗莱先出马更好些。汉弗莱试探了特德的意见，得出的印象是，那些有关其意向的猜测准确无误，便报告给我。可我已经说过提供职位的事，于是第二天上午我还是乘车前往特德在威尔顿街的住宅亲提此事。　　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特森引我走进楼下面对花园的书房。特德正坐在书桌旁。他没有起身，而我没等让座就坐了下来。无需客套。我能猜到他对近期事件及我本人的看法。我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影阁，但没有提具体职务。他说不，他要当后座议员继续干下去。谈话实际上就此结束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无意拖长会见的时间。我知道这对他一定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一种羞辱。可我同样知道，如果我即刻便穿过记者人群，离开威尔顿街的话，那么午间新闻就会充斥着关于我俩关系冷淡和分歧的故事。况且，我的咖啡还没有喝完，于是我略微扯开了话题，问起他如何看待工党许诺的就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内进行全民公决的问题，尤其是他是否愿意率领保守党搞这次活动。他还是说不。　　至此我已经为团结特德和确保这次会面的终止不至于过于突然做到了仁至义尽。可我离开特德的书房时，时间才只过了5分钟左右。于是蒂姆·基特森（他同样知道不利宣传的可能）和我为了拖延时间又闲聊了15分钟，此后我才离开这所房子。出于对特德个人自信的尊重——我是这样想的，对这夭的谈话情况我甚至没有告诉正负责组建我的办公室的艾雷·尼夫。我后来公开此事只是为了澄清有关记载。我回到下院告诉了汉弗莱·阿特金斯，特德确实不想加入影阁。　　接着，曾在领袖竞选期间任党的代理领袖的罗伯特·卡尔希望见我。当然，他一向是亲近特德的，并被认为是代表党内的总体主义思潮的人物。如果他对在我手下供职不感兴趣，我完全可以理解。果然，我见到他时他明确表示说，唯一愿意接受的职务是影阁外交大臣。我说我不能下这样的保证。理由之一是我不愿在充分考虑整个班底的构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脚；我还没有肯定影阁中是否确实会有罗伯特·卡尔的一席之地。　　但是，一定要有威利·怀特洛。他的声望已在领袖选举中展示出来。他极富经验，有他在，就能使许多后座议员确信，当今的主流是渐进而不是革命。我们或许都感到彼此能够成为牢固的、优劣互补的政治伙伴。虽然我当时还不能给他提供具体的职位，等我后来请威利担任党的副领袖时，他接受了。而他的忠诚还不仅表现在这件事上，他从一开始就是忠诚的。在我走进大厅听哈罗德，威尔逊发表一项声明时，有人发出大男子主义的叫嚷：“亲一个，马吉（玛格丽特的呢称）！”凡此种种。我坐在了前排威利与罗伯特·卡尔之间，吉姆·普赖尔、杰弗里·豪和约翰·佩顿另一位失败的领袖竞选人——也都在场，但特德不在。我接受了首相机敏中含刺的祝贺，而我的答辞却少有睿智，哈罗德·威尔逊当时依然处于议会中无人可比的最佳状态。我一边听他的讲话一边思付着，作为一个经历了动荡而且还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党的领袖，作为一个在这个喧嚣、纷杂的男人世界中奋力争取主导地位的女人，我能料到未来将是困难重重。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当晚我首次主持了影阁会议。会场有一种略欠真实的气氛，因为在座的人都还没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会再受任命了。昆廷·黑尔沙姆代表影阁向我表示祝贺并保证效忠与合作。我感觉至少他可能是真心诚意的。我说威利已经同意担任副领袖，而特德已拒绝我提供的影阁职位。威利立即表示，他接受副领袖一职，并期待着以此身份供职。这些礼节标志着在相互竞争的观点与个人之间实现了一种不解除武装的休战。　　次日晚上，我作为领袖头一次出席了1922年委员会的会议。当时我与这个人数更为众多的议会党团之间的关系比同影阁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爱德华·杜坎送我一张没有签名的情人节贺卡（提前一天）。后来我把它与汇寄到福拉德街的其它情人节贺卡和玫瑰花摆在了一起。在1922年委员会讲话，最重要的是领袖的情绪和举止，而不是讲稿的内容。然而这次大家似乎同样喜欢我讲话的内容——那就是，要让保守党的政策明确区别于社会主义者，回归传统的独立、自助价值观，并对所谓左翼势力增长已不可逆转的假想提出挑战。在一片掌声、拍案声和保守党议会党团表示赞许时所用的粗声怪调中，我坐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时间全部用于会见记者和商量有关我的办公室安排事宜，还办理了那些拖延已久的选区公务。绝少有机会与汉弗莱和威利坐下来讨论影阁人选的事。我还总是想用周未做最终的拍板。然而拖延总是引起人们的猜疑。有报道说，时下正有一场防止基思·约瑟夫担任影阁财政大臣的战斗。其实，这个职位他没有要过，我也没给过他。　　我组织影阁的事，由于彼得·托马斯和杰弗里·里彭申明他们不想继任而得以顺利进行。这意味着又多出两个空缺可用。我利用周六和周日在福拉德街制定名单，同时也与汉弗莱和威利合计某些具体问题。星期一在我的下院办公室里通过一系列与同事们的会晤而确定了任命。　　头一个进来的是威利。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其中包括权力下放问题——他作为前任议会督导员又是代表英格兰一个选区的苏格兰人，可能有办法解决这方面已经出现的政治难题。接着，我见了基思·约瑟夫，请他继续在影阁中负责政策与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利与基思是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我政策上的臂膀，另一位是领导班子里决策方面的智囊。我还认为，要使自由企业经济的思想更加广为理解和接受，基甩必须从政策研究中心着手继续他的思想改革运动。我绝不幻想我在领袖选举中的胜利是一种全局性的转变。我们改变党的政策（作为改变政府的第一步）的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利用自己目前的地位来改变思想。不幸的是，当基思旋风般巡游大学时，他却发现在那些明火执杖的左派听众当中，战斗倾向派们准备之充分，要比他的同事中的玩世不恭派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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