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自传(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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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

第四节另一个欧洲　　女王在新一届议会的第一次演说中宣布了要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法案，在10天后，即5月15日星期五，我将在海牙讲话。我的讲话稿写作班子和我设法在一篇讲话稿中把要取代马斯特里赫特式欧洲的所有主要内容都包括进去了。我有意打算把它当做布鲁日第二阶段，当然，我不能期望它能产生同样的影响，毕竟我已不再是政府首脑。但也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我希望我的想法更加具有启发性，使欧洲思想开阔的政治精英们能注意到还有新的可能性。　　我讲话开始时把在布鲁塞尔贝莱蒙大厦——将要拆除的欧洲委员会总部——的建筑术比做欧洲共同体的政治结构，说它“充满了昔日未来的精神”。自从共同体成立以来，情况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因而对许多大的问题都要进行重新思考。回顾它的起源与发展，我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传统——自由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现在已经到了欧洲不得不在这两种传统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了。马斯特里赫特的联邦主义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它含有某种程度的集中控制。我认为，事实上，它所包含的是：　　……一个主要的理性错误，（它）认为，未来政府的模式是一个集中的官僚政治模式，它可以向上集中信息，在上面作出决定，然后向下发号施令。1945年被视为的时代智慧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谬误。等级森严的官僚政治可能适合于组织一个面对外部强烈竞争的小企业——但几乎在其他各种情况下，它只会造成停滞和无成效。　　……随着大欧洲的扩大，它所要求的合作形式必定会更加多样化，其模式不应是一个集权的官僚政体，而应当是一个市场——不仅是一个个人与公司的市场，而且也是一个政府是参赛者的市场。这样，政府就可通过较低的税收和较少的条例为争取外国投资、先进的管理和高收入者互相竞争。这样的市场会要求各国政府接受财务纪律，因为它们不愿赶走专门知识与企业。这样的市场也会有助于制订一些财务和管理政策，产生最佳的、全面的经济效益。毫不奇怪，社会主义者不喜欢它。自然，要使这一市场能够起作用，不受外国控制的政府必须在社会和经济事务方面保留它们拥有的大部分权力。由于这些政府与它们的选民更加接近，向他们负责，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将权力保留在全国这一级。　　基于这一分析，我认为有两个明确的变化。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没有理由在每次提出有关欧洲的新倡议时，要求所有共同体成员参加。如果欧洲的确进入了新的领域，必须分别签订条约，对已交出的权力明确作出规定：　　我们应该着眼于一个多轨道的欧洲，不同国家的专门小组，如申根小组按照一个个的问题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合作和一体化。这一结构不会像坐标纸那样匀整，但是它能容纳共产主义之后的欧洲出现的多样性。　　第二，欧洲委员会只应该有较小的权力，远不是要给予它更多的权力。事实上，根据目前的形式，它不需要许多权力。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不应继续拥有立法的职责与权力，它应当成为一个行政机构，只是执行政策而不是制订政策。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提到了一个每个人都在思考但又未列入他们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即“德国问题”。我对德国人的成就表示赞赏，井同意德国的某些有特色的政策，如它的货币政策和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它的力量已成为一个问题。德国人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他们解释说，为什么科尔总理和德国的政治机构如此急迫地想让他们的国家在欧洲“扎根”，由联邦决策机构对它加以限制。　　可是，把德国格利佛拴在联邦制的欧洲共同体内，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德国在共同体内的优势是如此之大，联邦制只能加强德国的力量而不能对它进行制约。我们必须回到力量均势政治以代替上述想法，因为，如果德国执行损害我们利益的政策时，力量均势会保证像英国、法国这样一个个的国家能够与之抗衡。同时，在任何现代的力量均势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能保证任何欧洲国家在坚持自己的利益时不会超出某一界限。　　某些人士指责这一坦率的分析是反对德国人。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我坚决相信，在外交关系中反映出强权政治的实际，而不是将其隐藏在联邦政治正确这一面纱的后面，这可能对德国和它的邻国都同样有利。德国是一个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它有许多东西值得赞赏。但由于它的面积、地理位置和历史，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非常自由和负有责任感（即使我碰巧不同意他们为它所找出的某一解决办法）。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正如早些年我还在反对党时，我发现在国外谈论国际关系中的这些争论点要比国内更容易些。在英国，我对每一句话都要仔细审查，以防被曲解。我一直意识到应该让约翰·梅杰以他自己的方式自由地领导这个党和这个国家，因此，我对此是同情的。　　1992年7月在辩论欧洲共同体中英国主席一职时，我在上院发表了首次演说。那一经历略微有点奇异。我知道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习惯于上议院那一套，因为在那里，拘泥于形式上的谦恭有礼，说话办事都要得体，这一点非常明显，以致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生动的辩论。在这次演说中，我得以指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给欧洲带来的我所认为的“态度急剧变化”。丹麦人刚刚在公民投票中拒绝了这一条约。在德国，反对单一货币的态度强硬了。法国人将举行他们自己的公民投票。保守党后座议员也开始明确有力地表达在他们自己的选区日益明显的反对马斯特里赫特的情绪。　　但是直到秋季，除了那些最热心的鼓吹者以外，在其他所有人眼里，一些事件远比我更有效地损坏了欧洲联邦主义者的计划的信誉。随着1992年不断向前推移，汇率机制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英国和其他国家定值太高的外汇率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后果，最后，在9月16日星期三，在企图挫败金融市场的意图没有成功而消耗了估计110亿英镑的储备以后，当实际利率达到了灾难性的8．4％（第二天可能达到11．4％）以后，英国货币退出了汇率机制。人们可以感到经济恐慌即将发生。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反应就好像《启示录》中的4个骑兵刚刚冲过了英国银行。政府大臣们企图将危机的责任归咎于（西德）联邦银行。而评论家们不相信这一伎俩，试图仍将责任归咎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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