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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萨特和加缪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当萨特满怀豪情地加入“民主与革命联盟”组织时，加缪甚至不愿意在该组织成立的宣言上签字。数月之后，当加缪积极声援世界公民运动时，萨特则认为该运动是幼稚的、无效的。萨特越来越相信社会主义干真万确，而加缪日渐坚决地信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于是，两人的交情已经所剩无几了。1951年11月，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的出版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决裂。

　　《反抗者》采取了完全与萨特对立的思想、哲学及政治立场，它表明加缪顶多是一个资产阶级制度的批判者而非破坏者。为了不使最后的一点友谊丧失殆尽，萨特对此书未置一辞。可是，《反抗者》使《现代》杂志的几乎每一位编委都困惑不解，如果不予以反驳，《现代》便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为此，萨特决定找一位不会对《反抗者》全盘否定的人来对它进行批评。一年前加入《现代》的弗朗西斯·让松自告奋勇写一篇措词慎重的文章。

　　加缪对自己的新著抱着很大的希望：它实在算得上是讨论战后改变了的政治和主要道德方向的重要论述呢。可眼下各种评论都让他气馁，因而他寄希望于《现代》上的评论会对他有利。但萨特对他直言相告：

　　《现代》对此书评论的调子如果说不会太尖刻，起码也是相当冷漠的。加缪听了大吃一惊，十分生气。让松的文章出来了，他意气用事了些，对加缪的非难十分尖锐：他指责加缪“否定历史”，进行说教，批评了他那种无济于事的老好人的态度。他的这篇长达16页的文章是这样结尾的：“《反抗者》，首先是一本失败的大部头书。”

　　尽管事先受过警告，加缪还是为萨特派对他的彻底否定震惊不已。这种打击几乎令他无法承受，私下里他对一位朋友说，他简直无法继续工作，失去了生活的欲望。最后，他决定给《现代》寄去一封长达17页的答复信，矛头直指萨特。信中称萨特为“社长先生”，说自己不喜欢听那些总是顺应历史方向的人来教训别人。萨特当即回答了加缪的指责，这就是《答阿尔贝·加缪》一文。他令人信服地让人们注意到了加缪在自辩时流露出来的傲慢自大和自我中心意识，事情就这样公开化了，两位曾经志同道合、共同战斗的朋友彻底地决裂了。

　　自此，萨特和加缪再没有见过面。1960年1月4日下午两点左右，加缪不幸遭遇车祸身亡。萨特和波伏娃为加缪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萨特写了一篇很动人的悼念文章，以纪念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他说，加缪政治上的不干预思想有时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他一直保持着对加缪这个人的好感，和对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尊敬：“我跟他吵架了。吵架，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两人永不见面，这不过是生活在一起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狭小的世界里，彼此并没有从视线里消失……”

　　第二十三章　批判的同路人

　　1952年是萨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事实证明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可走，萨特再也不能忍受那个把他撕成两半的矛盾，不能再有什么迟疑，不能再有什么妥协，他感到自己必须尽快做出明确的选择。种种外部环境告诉他：在左派面前，只有一条路还没有被堵塞，那就是寻求与共产党的重新团结。

　　这年，尽管法共方面仍有人在攻击改编成电影的《肮脏的手》，但几位负责人开始采取友好的态度，他们请萨特加入“争取释放亨利·马丁委员会”，并就此事件与他合作写一本书以使事实真相公之于众。这是迈向和解的第一步，萨特立刻答应了，并投入了营救亨利·马丁的行动中。亨利·马丁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他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因而拒绝服役。当局逮捕了他，并判处他5年有期徒刑。1月，萨特和一些非共产党人士联名给共和国总统写了一封信，要求特赦马丁。奥里奥尔总统接见了萨特，他承认对马丁的判处过重了些，但只要共产党人发起的这场营救马丁的运动还在进行，他就无法考虑特赦马丁。这个答复并没有让萨特及共产党人泄气，他们继续进行这本旨在揭露马丁事件所有细节的《马丁事件》一书的写作，为要求特赦马丁提供论据。

　　此后，萨特在政治上与共产党进一步接近。事实上，早在萨特反对冷战的斗争中，他就一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不过，萨特无意加入共产党，他怕太接近了反而会远离他自己所寻找的真理。萨特后来把自己在这一段时期内与法共的关系，称作是共产党人的“同路人”——“同路人也者，我认为就是站在党外来思索何为真理，希望对党有所补充的人”。

　　这一年的夏天，萨特和波伏娃去了意大利，打算作为期3周的旅行。消息传来，巴黎发生了雅克·杜克洛被捕案。雅克·杜克洛是在参加反对美国将军李奇微（他继艾森豪威尔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访问巴黎和抗议法国政府拒释亨利·马丁的示威游行之后被捕的。闻讯后的萨特顾不得原定的旅行计划，火速赶回巴黎。果然如他所预料，面对如火如荼的请愿、示威、罢工等活动，右派发起了一系列反攻。6月4日，由于右派的抵制和不择手段的破坏，共产党发起的总罢工彻底失败了。失败的确令人痛心，而更令萨特痛心的却是他在这期间所耳闻目睹的一系列逮捕、贪污和欺骗事件，而亲手策划这些事件的右派却把罢工的失败说成是全体工人阶级对共产党所持的反对态度的必然结果。萨特再也无法抑制住心头的愤怒：“当我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必须立刻拿起笔来，要不然我就会被活活闷死的。我写了，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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