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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萨特写作《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一部分时的激情吓了朋友们一跳。在给妹妹的信中，波伏娃这样写道：“在两周当中，他度过了五个不眠之夜，在其他几个夜里，他只睡了四五个小时。”这篇在《现代》上连载的文章充满了论战的激情，它不仅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而且试图探究一些很深刻的问题，例如：“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的代表；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后者确切的代表。”萨特还对“群众”与“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萨特最后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这篇文章在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激发了以梅隆·庞蒂为首的一批《现代》杂志同仁的反对。许多人公开地，或者不那么公开地同萨特一刀两断，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实在无法赞同萨特的政治见解，而有些人则是因为发现同萨特连在一起会给自己带来损害。

　　1953年，《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出版，萨特在其中选录了有关文章并独自写了近一百页的评论。尽管此时亨利·马丁已被当局在群众的压力下释放，但这本书仍然激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对萨特日益鲜明的趋共立场感到吃惊：“这本书，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与其本阶级决裂的行为。”此外，由于新聘用了两位左派知识分子——贝居和朗之曼做编辑，《现代》杂志重新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萨特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共产主义者，但作为一个真诚的革新分子，他不想抛弃自己独特的判断力，也不想让人们误解他已经与共产党员无界限，为此，他在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的同时，不断撰文阐明自己是为了什么，是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保持一致——“文章的目的在于表明我与共产党人在一些确切的、有限的方面的一致，不过我是从我的原则而不是从他们的原则来论述的。”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萨特所无法苟同的是斯大林的高压统治、苏联的反犹太主义、布拉格审判等等。当右派作家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指责萨特不对斯大林的反犹态度表示谴责时，萨特答复说，他会选择自认为合适的时机这样做。萨特也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到来的，但资产阶级政权想使自己永世长存，而马克思主义却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暴力不过是一个新纪元在儿童时期的疾病，人类必须经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具备真正的人道主义——萨特重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他试图朝马克思主义方向扩展他的哲学，但并不抛弃他自己的原则和目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萨特和波伏娃应邀来到中国，作为期45天的访问。

　　1955年9月6日，萨特和波伏娃抵达北京机场。这是一次奇特的访问，因为双方都互不了解：萨特和波伏娃是第一次来到远东，中国对于他们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国家。而中国人对萨特和波伏娃也知之甚少，因此交谈很难深入下去，往往是在寒暄了几句后，便转向了天气或烹调。但当两人在中国人的带领下，来到北京、上海和沈阳的街道时，那种美妙、新鲜的感觉弥补了这种相互的不了解。

　　正处在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使萨特与波伏娃大为震动，在革命成功后的短短几年内，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通货膨胀、贫穷、饥饿、流行病、婴儿死亡率偏高等一些常常伴随着革命而来的问题。最让他们钦佩的是：从新生的政界、杰出人物到工人，艰苦朴素蔚然成风。不过，萨特也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体会到了当贫困困扰着6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

　　看到中国人民是以怎样深切的急迫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萨特感慨万千。11月2日，萨特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在中国，直接的现实是未来，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了萨特和波伏娃。

　　回到巴黎后，萨特打算撰写一篇关于他最近访华的研究性论文，然而新的时局使他未能完成这一计划。

　　第二十四章　从匈牙利事件到《辩证理性批判》

　　旅游是萨特与波伏娃从不倦怠的度假方式。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游遍了大半个世界。在所有的国家中萨特和波伏娃最喜欢意大利，而在所有的城市中他俩最钟情罗马。这一年，他俩决定：以后每年夏季都要来这里的国家旅馆住上两个月。罗马真称得上是一座理想城市。这儿既没有丝毫外省气息，但你能感受到乡村的粗犷和静寂：这儿没有工厂、没有烟尘，因此你能呼吸到在一尘不染的天空下浮动着的清爽空气，看到在墙壁之间遗留着的土壤的色彩。每当傍晚来临，罗马就更美得让人心醉：黄昏的天空如一幅天鹅绒，屋顶上均匀地铺着一层已逝阳光的余辉，又依傍着犹如一坛坛鲜花的繁星，灯光将一束束喷泉化成枝状形的宝石在轻轻波动，倒影点点的水底中，石块也变成了微动涟漪的晶体。罗马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世上最最平凡的一切都称得上美。

　　今年夏天的罗马格外让人心旷神怡，尤其是眼见意大利人成功地实现了萨特期望在法国实现的愿望：左派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面对如此友好、自由的气氛，萨特的旅游心情格外好。

　　生活是一条链，而不幸和烦恼是这条链上的链节。10月24日，萨特、波伏娃正与意大利共产党员画家古图索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一张报纸上的大标题让他们惊呆了：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陆军和空军进攻叛乱者。仿佛被人打了一闷棍，他们三人弄不清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只能心神不宁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阅读报道。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是人民对于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和自身无比严酷的生活条件的反抗情绪的一个大爆发。可苏联为什么这样急于干涉呢？它这样做不是公然违背了二十大上所允诺的不干涉原则吗？它不是会在世人的眼中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变成一个压迫者吗？想到几百万人正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萨特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激动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最后机会，而它却背叛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既不能赞同这一干涉，也不能谴责苏联。”古图索接过话头，泪水从他眼中夺眶而出。为了抵制绝望情绪，萨特拼命说话，并大口大口地灌威士忌，酒把他呛得眼泪直流。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感到自己的心开始滴血：难道过去将近4年时间里自己为设法与共产主义保持一致而作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吗？为了达到某种一致，为了使这种一致不受影响，萨特曾经用了那么久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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